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自去年10月份超乎預期由 9月份的3.6%跳升至4.4%以後，至今已有一年時間。一年內CPI一路狂飆，漲至階段高點7月份的6.5%，此後稍有回落，但仍處於高位。若按 9月份CPI預測值6.2%計，一年內均值為5.5%。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貨幣政策不斷收緊的背景下實現的。按照經濟學理論，緊貨幣有利於控需求、防通脹。目前本輪通脹拐點可能已過，也表明貨幣政策初步收到成效。然而，未來通脹可能仍非常堅挺，這不得不令人思考，是貨幣效應傳導滯後，還是通脹成因發生變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關乎未來如何應對。

　　筆者認為，本輪通脹成因呈現混合型的特點，既有需求拉動，又受成本推動。如果將需求旺盛、供不應求導致的物價全面上漲稱為“軟通脹”，通過需求側管理可熨平這種週期性波動，就好比“潮起潮落”；而成本支撐下的物價上漲可稱為“硬通脹”，相當於“水位緩慢抬升”。

　　之所以用“硬”描述，是因為這裡的成本不容易受供求關係影響，例如，人口增減和結構變化，在相當長時間內很難通過貨幣價格調節，由此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將使通脹“變硬”。

　　去年春節前後“民工荒”、“招工難”表現得異乎尋常的激烈，實質上反映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近年來，由於勞動力新增供給增長放緩，再加上人口城鄉、年齡、教育結構變化，低端勞動力價格上漲明顯，並呈現擴散的態勢，從農業、加工製造業向服務業蔓延，從而為物價全面上漲奠定基礎。未來多種因素疊加，勞動力成本漲幅可能會超乎預期，由此對通脹的衝擊不容小覷。

　　因此，治理成本支撐的“硬通脹”應有新思路，即從側重需求管理轉向關注供給管理。從根本上來看，唯有加快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勞動生産率才能破解“硬通脹”堅冰。然而，這絕非一日之功。短期應對政策應該著眼于消除增加勞動力成本的制度性障礙。最明顯的莫過於勞動力市場分割，嚴重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增加企業用工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新思路並不意味著強調目前貨幣政策需要轉向，恰恰相反，貨幣穩健是治理“硬通脹”的前提。在成本支撐下，未來通脹壓力依然不容樂觀，若過早放鬆貨幣，則更可能陷入“一熱就緊，一緊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再熱”的“死循環”。

　　在貨幣政策審慎的前提下，以治理通脹為契機，從供給層面尋找“癥結”，推動一些機制體制改革，為未來中長期經濟增長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