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中小企業最近因資金鏈斷裂難以經營，老闆有的‘跑路’，有的跳樓自殺，這讓人十分震驚——溫州企業原來不這樣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義平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們憑着他們的敏感以及堅韌不拔的精神，從模倣開始，扎紮實實做實業，被稱為“溫州模式”。

    “我們應當研究是什麼原因使溫州的一些企業家變成了今天這樣。不是溫州企業家不理性，他們依然是理性的，溫州企業家像所有人一樣，都會在給定的條件下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方案。當然，理性的行為不等於健康的行為。溫州一些企業家今天的熱衷於炒作，傾心於高利貸，是環境使然、是政策使然，是對給定的環境和政策的理性反映。”李義平認為，溫州一些企業老闆的不健康行為來自於環境的不健康，我們不應當僅僅停留在解決溫州企業眼前的問題上，應當有更深刻的反思。

    李義平所説深刻的反思是指對溫州出現的問題應當有舉一反三的思考。他指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很多制度性、政策性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候，特別是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制約和政策制約應當進行更深刻的反思。

    “首先，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平等進入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真諦，只有平等進入才有公平競爭。馬克思講平均利潤的形成條件是資本可以在各種産業之間自由流動，然後各得其所、‘相安無事’，形成最佳的産業結構。”李義平告訴記者，時至今日雖然出臺了兩個“非公經濟36條”，但依然是雷聲大、雨點小，看得見、摸不着。

    “現在的問題是落實。不能落實的文件還不如沒有，不能落實的文件會損害政府的公信力。落實中負有責任的一些部門恰恰是既得利益者，中央政府必須強力推進兩個‘非公經濟36條’的落實。”

    與此同時，李義平指出，這種不公平還體現在對國有經濟有意無意的偏袒上。例如國有經濟可以廉價地使用大量資源，包含資本資源和自然資源。世界500強中我國的企業大部分是資源性産業。又如啟動內需的四萬億，也都基本是分給了國有企業。四萬億是體制內的，國有企業是體制內的，民私營企業是體制外的，四萬億按體制系統分配。更如有的國有企業可以從銀行便宜地獲得貸款，然後再往外放貸，當“二銀行”。

    “國有企業的‘老闆’面對危機不會跳樓，因為即使有損失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國家的，況且國家對國有企業總有父愛主義的保護。”李義平説，當實體經濟不能平等進入，加之成本日益高企，相比之下，各種炒作倒可以獲得高利，於是就出現了放高利貸、借高利貸，抵押企業貸款炒作的現象。

    第二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是金融體制、金融成分跟不上經濟體制、經濟成分的發展。

    “按照正常的經濟發展，有什麼樣的經濟體制，經濟成分就應當有什麼樣的金融體制、金融成分。但是在現實中，我們的金融體制、金融成分遠遠跟不上經濟體制、經濟成分的發展和需要，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部門是缺失的。”李義平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金融部門對不起為共和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民營經濟——在金融服務上依然是偏向國有企業的，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給國有企業，沒有意識形態障礙，不會有“政治風險”。即使國有企業資不抵債，也可以“債轉股”，幫國有企業解脫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