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府和國會就“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糾結之際，某些澳大利亞政客和行業組織也趁機向人民幣匯率發難。這些跟風者包括澳大利亞獨立參議員尼克色諾芬、澳大利亞工人聯合會等，他們模倣美國政客口吻，鼓動政府採取貿易保護措施，並試圖為施行保護主義製造民意基礎。

　　這些“操縱匯率”論者聲稱，中國通過故意壓低人民幣匯率在對外貿易中獲得不正當優勢，因而應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他們顯然沒搞清楚當前澳大利亞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

　　後金融危機時代，礦産品價格飆漲，澳大利亞礦業吸收大量投資，帶來澳元匯率飆漲、通脹高企、局部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澳國內製造業、旅遊業、建築業、食品業以及零售業等部門經受了競爭力下滑、原材料漲價和融資成本高漲等壓力，導致某些企業虧損、裁員乃至倒閉。

　　在此背景下，炒作所謂“操縱匯率”話題避重就輕，旨在為短期內難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尋求一副“安慰劑”。這與某些美國政客的做派一脈相承。只不過，澳大利亞“操縱匯率”論者的立論基礎更加薄弱。

　　來自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地，雙邊貿易額突破1053億澳元(約合1047億美元)，佔澳外貿總額的19.1%。其中，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額為643.6億澳元(約合640億美元)，增長34.3%，佔其出口總額的22.6%；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額為409.5億澳元(約合407億美元)，增長10%，佔其進口總額的15.3%。

　　很明顯，“操縱匯率”論無法解釋澳中貿易蓬勃發展、澳大利亞對華貿易順差234億澳元(約合233億美元)的事實；更無法解釋中國對澳經濟貢獻已遠遠超越礦業領域，正全面惠及澳諸多經濟部門這一事實。

　　若按“操縱匯率”論者開的藥方，澳方應對來自中國的商品施加懲罰性關稅，這難免會引發貿易戰。然而，澳大利亞當真做好與其頭號貿易夥伴交惡的準備了嗎?它果真願意放棄對華貿易的巨大利益嗎?答案不言自明。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克萊格埃莫森近期就多次警告説，某些政客不應基於選舉政治動機誇大其詞，澳民眾應當警惕保護主義論調。

　　澳大利亞製造業等部門經營發生困難的根源在於經濟結構性失衡，勞動生産率偏底，成本居高不下等，不進行結構調整，這一局面不會改變。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決定，缺乏競爭力的落後産能必然遭到淘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人民幣升值減少中國商品進口並無助於改善澳大利亞相關産業的處境。

　　近年來，澳元匯率飆漲已成為澳出口行業國際競爭力下滑、經營條件惡化的重要因素，給相關行業造成嚴重衝擊。從這個意義上説，澳方對本幣過快升值帶來的後果已經有切膚之痛。此外，中澳經濟存在高度的互補性和巨大的共同利益，一旦中國經濟因人民幣過快升值而受到衝擊，澳大利亞經濟所倚重的能源資源類行業勢必遭受重創，後果可想而知，“操縱匯率”論者應當權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