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電視台北京綜合報道（記者 李芮）：這是一個什麼都會發生的時代，人人都在夢想著輕鬆的就能賺到暴利，但是暴利的背後一定潛伏著某種危機。

    “誰還願意在主業上花工夫，掙不到錢。”這是某媒體記者在溫州採訪期間，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曾經被譽為“製造之都”的溫州，如今已經是資本之城，所有人熱衷的只有一件事：玩錢。

    但是“玩錢”真的就能錢生錢嗎？這是所有人都想要成真的美夢，可結果卻是，該買單的中小企業主因為沒錢還跑了，這些借貸大戶的“失蹤”，使得高利貸市場隨即而來的就是崩盤。而崩盤崩的是誰的錢？這些用於放貸的資金早就不只是閒錢，從銀行信貸資金，到個人存款，甚至老人的養老錢早已全都捲入這場全民放貸潮中。從暴富美夢到血本無歸，叫人難以承受，這樣的結果會使社會和經濟問題更加嚴重，這樣的報道在近期的媒體上不勝枚舉，從浙江江南皮革的董事長黃鶴一去不復返，到江蘇貧困縣泗洪的全民瘋狂高利貸事件，再到溫州中小企業倒閉潮，真不知這樣的一場玩錢賭博中，最終的贏家到底是誰？

    全民豪賭誰的錯？

    高利貸有市場，是因為銀行的正規貸款渠道“有價無市”。 當前緊縮流動性的政策控制通脹和房價虛高，但是，錢從哪擠出來？當然是銀行——讓銀行大規模提高存款準備金、壓縮貸款額度。當企業主、投資者在銀行貸款無門時，他們往往都會鋌而走險選擇高利貸，當然，前提是他們也有足夠的利潤，和放貸者分享，而民間借貸之所以盛行，吸引力當然是超額回報。“月息1分以上，年回報至少12%，這樣的生意能做嗎？‘可以。’這是一個從外地來江蘇徐州收撿廢品的婦女的回答。她告訴記者，剛把老家父母賣玉米、黃豆積攢下的錢一股腦兒借給了徐州當地的一家借貸公司，月利1分5厘。”

    對資金提供者而言，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是銀行利息的數十倍；而對那些資金需求者(企業)來説，同樣也要支付遠高於銀行的利率。

    新的投資不再迅速增值，舊的投資又無法套現。前幾年以溫州炒房團為首的這些熱錢全都一擁而上開始炒樓炒地，炒的房價高到一般的老百姓都無法承擔了，自己開心的賺的盆滿缽滿，炒完樓又開始炒農産品，炒完農産品又炒藝術品，各種炒，但是隨著地産調控政策的不斷深化以及限購令的出現，樓是沒法兒炒了，或許還有很多砸在手裏，藝術品和農産品的炒熱，也並不容易出貨套現，眼前有著這麼多的企業需要錢，而老百姓又想要賺錢，這中間正好缺個牽線搭橋的，又是個空手套白狼的好時機何樂而不為。

    由此可見，如果銀行的利率不是負利率，如果人們有更好的投資渠道，如果人們可以從銀行的正規渠道方便借款，或許市場不會有這麼大的空間給高利貸，説到底，金融市場的利率管制和並不明確的投資渠道鑄就了這場全民豪賭的風潮。

    專家：全民放貸或將引發中國次貸危機

    對於民間借貸的趨勢悄然蔓延，從沿海地區擴展到內陸地區，從製造業領域擴展至上市公司和普通家庭，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相當擔憂。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借貸資金的鏈條越長，危險性就越大。因為一旦借錢的企業無法償還，受牽連的社會層面會很廣，從而發生所謂的“中國式次貸危機”，不是沒有可能。

    經濟分析師對於這個看似在為企業和民眾創造財富的“全民放貸”也心存疑慮。中國銀河證券公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接受媒體訪問時就直斥這類貸款模式“病態”。從放貸者的角度來看，左小蕾認為民眾和企業冒的風險太高。她強調，利息高不代表一定會有問題，但問題是把家當都拿去放貸的民眾，根本無從知道借貸公司把錢借給誰，對借貸人的償還能力毫無把握。左小蕾説：“先不論這些企業是從哪籌集那麼多資金放貸，這種投資本身是虛的，不像實體投資。相比把錢投資回自己的主要業務，放貸的風險要高許多。” “如果真有能力償還那麼高的利息，借貸企業很可能是把錢轉投到高回報的房地産項目中，那麼風險又更大了。所以把錢拿去放貸的個人和企業，實際上就是在賭博。”

    二次市場化改革才是破解之道

    這場全民放貸的豪賭局面已經不可避免，但終歸是要想辦法破解的，破解的思路有很多，央視財經評論員葉檀就指出，高利貸盛行，顯示實體經濟與金融管制的雙重困境。解決困境有兩種思路，或者向左轉，以更計劃的體制、更嚴厲的管制、以高利貸從業者的血祭剎住高利貸之風；或者進一步向市場經濟推進，放鬆行業管制、價格管制，達到資金高效、自由流動的目標。後一條路才是疏通血脈的治本之術。要解決高利貸現象，必需要放鬆嚴厲的金融管制，以市場利率為基準制訂中國的利率政策，而不是為了維護貸款大戶的利益人為保持巨大的負利率空間。

    確實，經濟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全民放貸的賭局終究要告一段落，要解決必須用極大的勇氣與智慧進行二次市場化改革這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