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早已存在，並不稀奇;高利貸不時引發糾紛，也無需驚訝。然而，今年以來各地一個接一個的“貴利風波”並不尋常，有其深刻的政策和體制根源，不可等閒視之。

　　“貴利”於今為烈，一方面是因為前幾年貨幣政策極度寬鬆，資金市場流動性氾濫;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負利率，資金逐利尋求可抵禦通脹的回報，由此造成高利貸蔓延的充分且必要的條件。儘管貨幣政策正逐步收緊，但央行在緊縮貨幣時偏重於數量型工具(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而較少採用價格型工具(提高利率)。由此造成銀行體系的大量流動性被凍結，部分銀行無錢可貸;而實際負利率又誘導存款“搬家”流出銀行體系，從“炒蒜”、“炒金”、“炒房”，直至“炒錢”。

　　負利率將居民存款擠出銀行體系，在今年4月出現標誌性的“拐點”：據央行公佈的金融數據，一季度時住戶存款同比多增加6621億元;但4月存款凈減4678億元。當銀行資金捉襟見肘，大量中小企業告貸無門，只能被迫轉向民間借貸———在正規的金融體系之外，“影子銀行”成功地將資金的供需雙方對接。當地下錢莊以及典當行、貸款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的違規操作造成“影子銀行”急劇膨脹，以高於市場利率更高於名義利率的“貴利”吸納民間資金，就會催生“炒錢遊戲”的狂熱。“影子銀行”游離于金融監管之外，非正規甚至違規的操作缺乏制度約束，極為容易積聚金融風險。比如：傳銷式的、多層次金字塔式的高利貸集資，“借下家還上家”的“連環貸”;當借方資金鏈條斷裂，無數的貸方就會哀鴻遍野。

　　資金與其他任何商品一樣，受到價值規律的約束。人為地壓低資金的價格，只會導致市場的短缺、場外交易的盛行以及低效率的資源配置。“貴利”之害並非在於“貴”，而在於“利”之所得無法經由正規合法的市場，因為在正規合法的市場，受管制且被壓低的利率，既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係。

　　金融發展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二元金融結構”：整個金融系統被分割為兩個部門，即以銀行、證券市場為代表的有組織的現代化金融市場，及以地下錢莊、典當行等為代表的傳統金融市場。長期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扭曲資金的價格，在體制內造成貸款需求沒有上限，投資饑渴無法滿足;在體制外造成資金需求異常亢奮，非法集資難以消除。更危險的是，銀行和上市公司等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渠道參與“炒錢遊戲”，不僅大量資金流出實體經濟，而且還將體制外的金融風險傳導至體制內。

　　因此，應對此起彼伏的“炒錢遊戲”，絕非一句“加強監管”或“嚴厲打擊”就可安然化解。從體制層面來看，必須持續地、有序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通過金融深化改革逐步消除“二元金融結構”;從政策層面來看，在依然實行利率管制的當下，貨幣政策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儘早結束實際負利率。名義利率低於通貨膨脹率，迄今已有18個月，由此釀成的“炒錢”狂熱已險象環生，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