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持續緊縮，民間借貸風險逐步顯現，高利貸成為眾矢之的。但除了進一步加強風險控制，對於民間借貸資本，監管部門依然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

　　在一些地區，高利貸式的民間借貸所涉及的範圍和程度，遠遠超乎人們的想象，可以用“瘋狂”來形容。據監管機構透露出的信息，溫州民間借貸大約達1200億元的規模。在靠資源發展起來的鄂爾多斯、神木等地，民間借貸也早已是業內熟知的事實。

　　民間借貸陷入如此瘋狂的境地，與經濟發展環境有關，也與企業過度依賴銀行直接融資的體系有關。傳統的中小企業除了依靠自身融資，就只能走民間融資的路，所以一遇到國家宏觀政策緊縮，就會資金緊缺，今年也不例外。

　　2010年5月，國務院頒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發起設立信用擔保公司，鼓勵民間資本設立金融仲介服務機構。7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規定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具體工作，由央行、國家發改委等8部門負責將民間借貸納入監管範疇。

　　但當前政策部門走的卻是相反的路線，其思路似乎是儘量將銀行隔離在民間金融體系之外，不斷設置種種障礙限制民間資金流動。包括叫停融資類資産進入銀行理財資産池，掐斷這條重要的“非信貸渠道”。

　　雖然央行提出進一步擴大社會融資的統計口徑，但目前，中國式的“影子銀行”——信託、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民間借貸、委託貸款、地下錢莊等開始大行其道。這高達半壁江山的融資繞開了信貸規模控制，游離于金融籠子之外，逃避了房地産調控政策，躲開了貨幣政策調控，使得宏觀調控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矛盾，只有進一步推動金融體系改革，讓有條件的民間資本陽光化。（周子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