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負概念，眼下存在諸多混淆之處，這妨礙了國人對於稅收和稅制的深入認識。

　　實際上，談稅負問題，起碼有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含義。宏觀稅負，指一國的稅負總水平，通常以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的稅收總量佔國民生産總值、國內生産總值或國民收入的比例來表示。微觀稅負，則是單個納稅人的實際稅負，由於存在稅負轉嫁，這裡是指最終實際納稅人的負擔，而不是名義納稅人。

　　不同國家之間宏觀稅負的比較，本來不該有太多爭議。但由於我國與多數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有不少“以費代稅”和其他政府收入形式存在，因此真實的、廣義的宏觀稅負，要遠高於狹義統計口徑的宏觀稅負。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在討論宏觀稅負時經常發生理解的偏差。

　　如果就狹義宏觀稅負的國際橫向比較來看，按照年度稅收收入/GDP的口徑，目前我國在20%左右，在全球來看並不高。但政府的全口徑收入，還應包括如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還有未納入預算管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等。這些都加起來，廣義宏觀稅負就相對比較高了。據2010年的數據計算，全口徑廣義稅負略高於30%。由於數據統計難以準確反映各級政府全部財政性收入，也有人估計這一比重已達40%左右，這在國際上應算是較高的宏觀稅負水平了。

　　無論如何，談論宏觀稅負，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稅負本身的高低，而在於幾方面因素：一是能否真正規範預算之外的各類收費，尤其是亂收費；二是在財政支出安排中能否更直接用之於民，如宏觀稅負較高的國家，往往也是高福利國家，包括教育、醫療、社保和就業在內的福利性支出佔總支出比重大多在50%以上，因此納稅人的怨言相對較少，我國目前這幾項支出加起來大約只有30%左右；三是有沒有真正減少不合理的支出與財政資金浪費，這裡不僅是消費性支出，而且也有投資性支出的效率問題。

　　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是不同角度的概念，納稅人更多直接感受的是微觀稅負。如果一個納稅人在狹義的宏觀稅負不高的情況下，卻感受到較大痛苦和不滿，無非有幾方面原因。或者是過去稅收徵管的彈性較大，有時可以人為地調節稅收進度、實際執行稅率等，正是近年來徵管力度有所加強，使更多人感受到痛苦；或者是納稅人被徵收了非稅收入，這些政府性收入相對不透明，但又切實地從納稅人手裏被政府部門收走，因此也容易産生不滿；或者是財政支出的後評價機制不完善，缺乏財政收入與支出在微觀層面上的有效關聯，納稅人沒有感受到太多稅收收入被最終用到個人身上；或者存在部分主體的偷稅漏稅，徵稅出現了“鞭打快牛”的現象，從而即使宏觀稅負不變，也可能使納稅人的平均稅負上升。

　　另外，還有可能是預算不夠透明，或者政府財務報告不完善，即使有些福利性支出已有所提高，多數人還是未能看明白財政收入的來源和流向；我國以流轉稅為主的體系中存在更多稅負轉嫁，而由於市場競爭機制在很多領域還不完善，因此稅負往往會被轉嫁給市場弱勢群體，這又增強了這部分人群的稅負痛感；不得不承認，我國部分稅種的負擔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如購車承擔的稅費。如果讓更多納稅人參與到政府預算過程中，直接影響和決定稅收徵收和財政資金使用的過程，則納稅人的痛苦感將會大大減少。

　　上述所列問題，筆者以為，凸顯出的正是我國財政改革的方向。

　　稅收是決定政府與企業、個人經濟關係的基礎，是為市場經濟法治的出發點。

　　為此，稅收制度合理性的基礎首先是稅收法治，而稅收法治則始於稅收立法。

　　因此，推動稅收立法權的統一，實現稅法制度的統一，減少行政性因素干擾，才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選擇。其次，反思基本稅收原則。長期以來，在稅收效率與公平這對永恒的矛盾之前，我們遵循的一直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問題是效率又分為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率，前者是少花錢、多收稅，後者是通過稅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前者曾是我們最重要的原則，而後者則是轉型的目標，這一點甚至比公平更加重要。其三，調整稅制改革思路。如果説1994年稅改旨在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利益分配，那麼迫切需要的第二輪稅改則應解決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稅收利益分配。應該説，堅持“初次分配放權讓利，二次分配重視人本”的思路，才符合改革最初的大方向。其四，事權決定財權的思路值得商榷，也就是政府是否該承擔過多的經濟建設事務值得討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是沒有答案的問題，但可以肯定，向任何一方偏離都會帶來過猶不及的負面影響。

　　總之，稅收直接關係到現代法制社會的基礎，正如古老的英國諺語所言，只有真正實現納稅人至上，才能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