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連續數年兩位數增長後，中國企業在跨國經營中的人才缺口在加劇。資産負債結構惡化也是企業過度投資擴張的最大風險之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再創新高。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9月6日聯合發佈的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去年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為688.1億美元，同比增長21.7%，已超過日本、英國等老牌對外投資大國，躍居當年全球第五大對外直接投資母國。

　　但筆者以為，目前有必要冷卻過度高漲的海外直接投資熱情，政府也有必要放慢出臺新的對外直接投資鼓勵性政策步伐，因為持續過長時間的海外直接投資狂飆突進，必然會帶來巨大風險。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採掘業的大項目多。之所以如此，廣泛流傳的説法是這能保證我國進口資源供給的安全，並降低進口礦産的成本。

　　假如外資企業可在東道國無約束地開展轉移定價操作，中國製造業企業確實可以通過投資上遊資源環節降低其國內製造業部門的進口成本，把賬面利潤較多地保留在國內製造業部門。

　　但現在，許多國家對其境內外資

　　企業的轉移定價操作實施了程度不等的限制。如近年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礦山，東道國政府批准時幾乎都附加了條件，其中一條就是要求中國投資礦山在出口時須按國際市場價格銷售，不能人為操縱低價出售。

　　持續時間過長、規模過大的海外直接投資狂飆突進，之所以會帶來傾覆風險，源於人才缺口、資産負債結構惡化、行情波動等多種原因。

　　經過連續數年兩位數增長後，中國企業在跨國經營中的人才缺口必然加劇。資産負債結構惡化也是企業過度投資擴張的最大風險之一，而跨境投資擴張又比國內投資擴張更多了一層遭遇額外的匯率和利率變動的風險。

　　在20年前風光一時的韓國財閥中，不止一家就是沿著上述道路走向末日的，最典型者當數營業收入一度佔韓國GDP近十分之一的大宇集團。由於上世紀90年代前期韓元持續升值時期採用上述操作策略的韓國企業太多，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整個國際收支和儲備資産都被推入險境。

　　當然，我們無需全面收緊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但確有必要放緩新的對外直接投資激勵政策出臺步伐，而且有必要對不同類別的對外直接投資實施區別對待。

　　梅新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