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上午，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開幕。開幕式後，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張曉強就當前經濟形勢、我國應對物價上漲、新興戰略性産業規劃等熱點話題接受了媒體記者的採訪。
　　
　　記者：溫家寶總理剛才在開幕式上的致辭中不斷強調了幾個數據：一個是上半年我們的經濟增速，同時還提到上半年順差縮小的幅度。您覺得這樣的對比透露出來什麼樣的信息？

　　張曉強：總理談到的這些信息，一方面表明中國經濟總體形勢是好的，另一方面，貿易順差的減少，反映了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積極進展：我們適應了新的形勢，從過去注重出口向出口、進口並重，積極擴大進口。今年1—8月，中國外貿順差是927.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0.2%。從進出口的增幅來看，進口的增幅要大於出口的增幅。這一方面是滿足國內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更加開放，中國的市場不斷擴大、開放程度在不斷擴大。這就是總理講的，中國歡迎各國能夠參與到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進程中，共同來分享中國發展和繁榮的成果這樣的政策取向取得的積極成就。

　　記者：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積累了鉅額的外匯儲備，怎樣能把這樣鉅額的外匯儲備直接嫁接到 我們“走出去”的力量上？國家發展改革委最近政策層面上有沒有具體推動措施？

　　張曉強：“十二五”規劃中，第一次提出要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原則。從國家發展改革委來講，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的精神以及國務院的部署，目前在幾個方面推進工作。為了適應“走出去”步伐加快、規模擴大的需要，我們在今年2月宣佈把資源能源類的海外投資項目的國家核準限額，從過去的3000萬美元提高到3億美元；大額用匯類的海外投資項目的國家核準限額，從1000萬美元提高到1億美元，這就為企業把握時機開展投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同時，為了發揮好政府的指導、協調和服務作用，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會同20多個部門正式建立了“走出去”的部際聯席會議機制。4月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部際會議成員單位第一次召開會議，就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特別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如何做好工作進行了研究和部署。

　　在日常工作中，我們一方面和國際社會加強交流，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建更好的條件，另一方面指導我國企業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提高我們“走出去”的效益，更有效地防範風險。

　　記者：國家有沒有計劃成立類似“海外發展基金”這樣的持續項目，真正能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投資？

　　張曉強：廣義地講，就是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包括更有效地開展海外投資。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做一些工作，例如，只要是海外投資切實需要的，用向合理的，在企業購匯方面的便利化程度正在不斷地提高。

　　現在企業“走出去”，除了自有資金，還需要銀行的金融支持。目前，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也在積極地安排國家的外匯儲備，通過商業銀行，支持企業“走出去”。

　　再如，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利用外匯儲備，能夠更多地進口一些海外重要的大宗商品，或者鎖定一些資源，使外匯儲備能夠更好地為可持續發展發揮作用。

　　剛才總理也講到，對於遇到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我們願意伸出援助之手，在他們願意的情況下，買一些他們的債券，這是廣義的海外投資；同時希望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各國對中國企業投資更開放，中國的資金可更多地用於投資，直接增加當地的就業。這也是中國政府和有關部門在積極地和相關國家磋商的。

　　記者：我們下一步一個是“走出去”，一個是“引進來”。剛才總理也在説，要傳遞給世界這樣一個信息。那麼在“引進來”具體步驟和政策上，相關方面會有哪些推進？

　　張曉強：總理剛才説到，整個“十二五”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明確要通過深化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開放包括更加積極有效地運用國外的投資。我們也在和有關部門一起在推動幾方面的工作。

　　比如，正在修訂外商投資的産業指導目錄，而且不斷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這次的《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修訂初稿，今年4月1日在中國政府網上全文公佈，徵求各方各面的意見，不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商投資企業、外國公司、外國商會以至於外國政府機構，確實也收到了很多意見和建議。我們正在認真研究，將合理的意見和建議加以吸納。

　　修訂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總體指導原則一是要擴大開放，注重質量，優化結構，這是我們做的一項工作。當然我們也要進一步地簡化程序，更加透明、規範，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比如説從簡化程序的角度，去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商投資的鼓勵類和允許類項目的國家核準限額，從1億美元一下子提高到3億美元。同時總理也講到，要進一步加大知識産權的保護力度，使市場更加規範，有利於各類企業更好地開展經營。

　　記者：關於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我們有時間表麼？

　　張曉強：在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抓緊定稿以後，最後要報請國務院審批，目前是希望能在開局之年就把它公佈出去。

　　記者：在總理的講話中，歐美的債務危機讓人非常憂慮。總理借這個世界級的論壇，通過他的發言向外界傳遞一個什麼樣的信號？

　　張曉強：總理講得非常好。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強調了信心、責任、合作，而且分別作了闡述。這就是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世界各國傳達的信號。要有信心，但是要切實承擔起責任。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搞好中國經濟的同時，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的努力，攜手共進，同時要加強合作。因為各國情況不同，因此要採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但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等等，這些需要加強合作。

　　記者：現在歐美經濟局勢依然不明朗，您認為到底會不會出現所謂“二次衰退”？

　　張曉強：很多專家、企業家，包括政府官員都在關注會不會有“二次探底”，或者説再次進入衰退。應該説，剛才總理講話也指出了這樣一個方向：希望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使得國際經濟的復蘇能夠回到正常的軌道。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剛才總理講到，美國當前遇到的是國債評級降低、赤字巨大，但科技創新能力強，整體基礎好，如果政策得當，是有條件恢復復蘇的。

　　歐元區或者説歐盟各國現在面臨主權債務危機，還沒有完全過去，有可能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歐元區各國的發展情況也不完全一樣，比如像歐元區經濟實力居首的國家德國，它的發展就相對強勁。而且從歐元區或者歐盟國家的情況看，目前還主要是主權債務危機，金融上的風險大，不確定因素多，但是有一部分國家的企業開拓進取，企業界的總體狀況應該説還是穩定的，如果政府的政策措施得當，和企業形成合力，歐元區還是有可能恢復過去的勢頭。

　　記者：那麼您對“二次衰退”的整體判斷是什麼？

　　張曉強：從我個人來看，我認為國際社會通過加大協調和共同努力，措施得當，是可以避免“二次探底”的。

　　記者：您剛才也説到了美國的問題。大家現在都比較關注QE3（第三次量化寬鬆），是否會推出？如果推出的話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尤其是在現在物價高企的情況下？

　　張曉強：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不久前宣佈美國的低利率至少保持到2013年。最近大家都很關心，近期美聯儲是否會推出QE3。但是到目前為止，美聯儲還沒有宣佈推出QE3。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做一個假設。在QE2推出後，大家確實看到了它所造成流動性過剩。大家看到美國通過增發貨幣，為解決自己的經濟困難發揮了作用。但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美國這樣做增加了全球的流動性，使得全球通脹壓力增大。這是從QE2以來，客觀上我們已經看到的。因此，如果美國繼續實施QE3，會造成全球通脹壓力的進一步加大。今天的開幕式上溫家寶總理已經講到了，當前的通脹問題對很多國家來説壓力都比較大，無論是新興經濟體還是發達國家，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所以我們説要把管理好通脹預期放在優先位置。如果美元進一步貶值，因為世界主要大宗商品基本上是以美元計價的，所以大宗商品的價格在中期內會上升，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此外，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國，這種做法會使持有美國國債的國家的資産實際購買力下降。這些都是需要高度關注的。

　　記者：8月份我國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數字終於下降了一點兒。您怎麼看未來幾個月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物價走勢？您覺得價格調控的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又有哪些？

　　張曉強：大家經常提到“拐點”的問題。現在，至少從統計數據來看，終於出現了這個“拐點”。我國8月份的CPI同比上漲了6.2%，而7月份同比增長了6.5%，這個兩個數字相比，下降了0.3個百分點。從下一步的發展趨勢來看，我認為能夠保持物價基本穩定。從基數看，去年下半年物價上漲趨勢很明顯，相對今年來説，CPI的基數就高了。

　　價格調控的有利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這次的物價上漲，食品類價格貢獻最多。食品類價格以糧價為基礎，所以我們常説“糧價是百價之基”。除了糧食本身，禽蛋肉奶這些大量依靠飼料生産的産品，也都離不開糧食。今年，夏糧豐收了。全國糧食完全有可能再創歷史新高，實現第8個大豐收年。據有關部門估産，有可能全國糧食總産量超過5.6億噸，增産3%左右。糧食豐收，供給增加，對於保障供應和穩定價格會發揮非常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第二個有利條件是，溫家寶總理也講到，我國今年實行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後，央行在信貸的總量上把握了穩健的方針，使得流動性過剩問題得到緩解。這也有助於緩解通脹壓力。第三，我們正在多個領域深化改革。通過這種深化改革，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減少通脹壓力。比如，國務院辦公廳8月2日正式公佈了《關於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有媒體把這個意見稱為物流業的“國八條”。按照上述“國八條”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部正在對收費公路進行清理、整頓。把不合理的、過高的物流成本降下來。這説明國家正通過多種方式，降低物流流通環節的過高成本，使得物價水平不至於上漲過快。

　　説到不利因素，應該承認，一方面，促成通貨膨脹的流動性過剩、輸入性通脹等因素是客觀存在的。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發展的成果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分享。在致辭中總理也談到，在“十二五”期間，力爭使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經濟增長同步。所以相應的，人工成本就會不斷增加。同時我們會更加重視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更加重視集約利用土地，這使得我們的一些要素成本也有上升壓力。這些都增加了我們管理通脹預期的難度。

　　記者：國家發展改革委之前公佈的今年的通脹管理目標是4%。請問，從當前形勢來看，您認為這個目標有沒有可能調整？如果調整的話，會調整到什麼程度？

　　張曉強：首先要説明的是，4%的目標是今年全國人大審議批准的目標。但這是一個預期性的目標。文字就是“4%左右”這樣的表述。當然，按照現在的趨勢，今年前8個月的平均CPI同比增長了5.4%。這樣看，全年的數字可能要到“右”了。具體“右”到什麼程度，我還不好説。

　　記者：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會出現調整？

　　張曉強：我沒有這樣的理解。昨天晚上，溫家寶總理宴請了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夫婦和世界經濟論壇工商理事會的幾位著名人士。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也參加了宴會。這個晚餐會實際上是一個深入的交流會。會上，總理依然向施瓦布教授和國際商業領袖介紹了我們仍然把通脹預期管理放在宏觀調控的優先地位。

　　記者：剛才溫家寶總理在致辭中提到了我國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産業”。請問我們目前的推進進度如何？這樣的規劃對於很多外資企業來説意味著怎樣的機會？

　　張曉強：今天，總理的致辭中提到了“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而且當前階段我國確定了7個重點領域。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和國務院的部署，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會同科技部、財政部、工信部抓緊編制《“十二五”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規劃》。這是需經過國務院審批的國家級重點專項規劃。目前，這個規劃已經經過了起草、徵求各有關部門、行業協會、地方意見以及專家論證的階段。在幾個有關部門進一步會簽之後，我們爭取在9月內正式提請國務院審議。在國務院審議、修改完善、批准之後及時發佈這一規劃，來指導國家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這個規劃是一個行動綱領、路線圖。還需要很多具體的工作措施和安排。比如説要通過組織實施一些重大的引導、示範工程來促進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再比如，國務院的《決定》當中，明確了要設立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專項資金。經過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的共同研究，經國務院批准，專項資金已經設立。我們將按《決定》的要求，用專項資金支持一些關鍵技術的開發，重大的示範、引導工程，從而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雖然是市場導向、企業主體，但是政府也要有所作為，發揮應有的作用。

　　記者：您認為哪些産業有可能成為全球的戰略性新興産業？

　　張曉強：應該説，各個國家的國情不同，産業基礎、技術創新的特長也是不同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找出全球共性的東西可能有一定難度。但我認為，有幾個領域可能是全球都比較關注，都認為前景很好的。一個是新一代信息技術。再一個是新能源，這與應對氣候變化，解決能源安全密切相關。國際社會上，很多國家對於新能源都非常重視。還有一個就是生物技術。包括美國、歐盟、日本、韓國這些發達經濟體和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對於生物醫藥、先進生物技術促進農業發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努力。我個人認為，至少在上述三個領域裏，共性比較多。

　　記者：這些共性是否説明企業在這幾個領域機會更多一些？

　　張曉強：確實是這樣。因為在研究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時候，有些國家直接把它們稱為“尋找新的增長點”。總結危機的經驗，要避免過度的金融虛擬化，要更加注重科技創新，依靠科技進步促進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實體經濟，比如美國就提出了“重振製造業”。

　　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確實具有時代的特徵。一方面它注重新産業、實體經濟，但又不是傳統的工業化。比如新一代信息技術，它是一種信息技術，既包括軟體也包括硬體，是一種“軟硬結合”的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可以更好的滿足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為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大的空間，相應的，也增加了就業。又比如，新能源，本身的發展需要相關的裝備製造、智慧電網的配合發展、需要多種新技術的應用。所以説這些新興産業的發展，帶動面寬，産業鏈長，為不同的産業和各國經濟帶來新的增長機會。

　　記者：本次夏季達沃斯論壇選擇了“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作為主題。您認為論壇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主題？對於中國來説，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又是什麼？人們常説“知易行難”，您認為難處在哪？

　　張曉強：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在剛才的致辭中也講到，這次的主題的選擇實際上是體現了要通過大家的努力，實現經濟強勁的可持續增長。溫家寶總理的致辭也強調了我們要在“十二五”期間，有這樣多的“堅持”：堅持擴大內需、堅持重視科技創新、堅持重視教育、堅持惠及民生、堅持節約資源、環境保護等等，這些都是體現了要使增長的質量更好。

　　至於困難，我們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進程中，一方面還有許多體制、機制的制約因素。總理剛才講到了我們要深化改革，包括財稅、金融、資源産品價格等等。也談到了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煥發科技的活力，解決好科技和經濟發展脫節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客觀存在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都是很嚴峻的挑戰。所以在“十二五”期間，我們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總理專門提到了我國“十二五”規劃指標中有單位GDP能耗到2015年要比2010年降低16%，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2010年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要分別降低8%—10%。而且，這些都是約束性指標，而GDP指標只是個預期性的，這充分體現了更加注重發展質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