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財經》雜誌封面圖。

　　“一場史詩般的産業革命把中國引領到了當前的狀態，但引領它繼續向前的只能是一場偉大的知識革命。”中國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完整的工業基礎和數量恐怖的優質人才。如此有利的發展條件，在世界經濟史上幾乎從未出現。如果新經濟留給世界的是一道難解的考題，至少中國已經獲得了更多的空間去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而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中國創新”的樣本——中關村的引領和輻射，不可或缺

　　■ 《環球財經》記者 劉洋

　　不久前，路透社曾這樣描述“創新”之於中國的意義，“一場史詩般的産業革命把中國引領到了當前的狀態，但引領它繼續向前的只能是一場偉大的知識革命。”

　　談中國的創新，想要繞過中關村，幾乎已經成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四大中文門戶網站中的兩個在中關村，碎片化門戶網站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NASDAQ：BIDU)同樣在中關村，這裡壟斷著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全國最大的IT賣場在中關村，擠垮這些賣場的京東商城也在中關村，這裡主導了人們在購物體驗上從驗貨和砍價到下單乃至收貨的轉變；面對過去10年最嚴重的衛生恐慌，這裡率先研發出“非典”和禽流感的疫苗。

　　這裡的企業也不再懼怕國際化。不久前，百度發佈了“框計算”戰略，以求實現與谷歌(NASDAQ：GOOG)的差異化。新浪(NASDAQ:SINA)微博則成功打入了日本市場，並計劃推出英文版本以直面與Twitter的競爭。幾年前，聯想(0992.HK)的高管還是純粹的中國團隊，但今天，伴隨著其躋身PC廠商的全球三甲，聯想的國際化水平同樣已經躍居世界前列。

　　中關村有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和需要履行的使命。

　　從一個極度貧困、自給自足的經濟體變成“世界工廠”，中國用了差不多30年時間。但伴隨著多年高速發展的，不僅有國力的強盛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也有對資源環境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破壞。一方面面臨著人口眾多與資源匱乏兩大瓶頸，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低端化格局亟待突破。不創新，幾乎無路可走。

　　中國希望能通過未來10年時間，讓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再上一層樓，成為全球的創新大國。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路透社評述的由來。

　　因此中關村的每一步演進，都顯得意義非凡。如何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結合中，取優補劣，趨利避害，中關村無疑任重道遠。

　　“在中關村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確實還有太多問題需要面對。”在接受《環球財經》記者採訪時，中國産業發展促進會高新技術專業組副主任譚邦佳表示，“但首先，我們必須分清楚哪些問題是根本性的，哪些問題是暫時性的，哪些阻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逐漸化解的，哪些阻礙則是我們必須通過施加巨大的外力才能逾越的。”

　　但問題的關鍵首先是：我們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中關村？

　　特區還是園區？

　　對於中關村來説，10年前“互聯網泡沫”的破滅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人員的流散、格局的巨變、特權的消失以及創業激情的回歸，都從那時開始轟轟烈烈地走上歷史舞臺。

　　就在那幾年，馬雲離開一直生活的北京，在杭州創辦了阿裏巴巴。全中國都沒想到，這個靠跟員工借錢發薪水的男人後來成了商界傳奇，阿裏巴巴則成了中國電子商務的領軍企業。

　　也是在那幾年，馬化騰終於熬垮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即時聊天工具。人們同樣沒想到，蹣跚的“企鵝”一旦起步就無法停止，直至在“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中成為中國市值最高的科技企業。

　　明星在北京之外的崛起，只是體系重構的序曲。園區在全國範圍內的涌現，才最終成就了歷史的轉折。

　　幾乎每個宣傳浪潮過後，都會有一個高新區橫空出世。高新區的政策優勢逐漸趨同，創業浪潮席捲全國，中關村再不是中國人心中的創新圖騰。大連軟體園的軟體外包不但對中關村構成了嚴重的衝擊，甚至衝擊了班加羅爾在全球的地位；滬寧高新技術産業帶集中了江蘇省26個國家級開發區中的22個，它的出現幾乎改寫了中國的創新版圖：早在2005年，這裡的研發投資佔GDP的比重就已經達到2%，比當時中國的平均水平高出了三分之一。

　　相比于難以大規模商業化的軍事工業和效率低下的大型企業，中國需要新的體系推進創新，迄今為止的近60個國家級高新區曾被寄予厚望。人們希望這些工業經濟社會中的“知識經濟特區”能夠引領中國經濟繼續前進，一如計劃經濟時代的“市場經濟特區”深圳一樣。但地方政府以GDP和稅收為標準的考核體系卻使它們偏離了最初的航向：這不難理解，相比于借助招商引資實現成熟技術的商業化，培育初創型企業的週期確實太長，風險也太大了。

　　“在工業經濟時代，這種發展模式相當有效，深圳的成功就是證明。但在知識經濟時代，這種發展模式肯定會遇到很大的挑戰。”譚邦佳表示，“對於經濟特區，這樣的發展模式也依然適用。但要真正推進創新，我們還是應該培養更多本地化的創業型企業。”

　　於是，10年輪迴過後，人們意外發現中關村依然是惟一，只有它還旗幟鮮明地在堅持創新、創業和本地化。在譚邦佳看來，中關村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國家重視、發展和利用。

　　首先，中關村內的所有企業都是面向未來的國家戰略性新興産業，都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的特點。其次，中關村內的企業儘管以中小企業為主，但這些企業都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設立的，企業的治理結構相當完善。第三，中關村內企業的創立者和運營者大都是中國最優秀的高素質人才，他們既有專業特長又有學習能力，既有本土情結又有國際視野。

　　這也意味著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獨特的中關村必須扮演一個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它必須為了國家利益而奮鬥——中關村是中國的中關村，而不再單單是北京的中關村。

　　是北京的還是中國的？

　　2005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曾對中國的科技企業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年收入100億元以上的科技企業中，中資企業的人均運營收入已經達到421000元，略少於在華外資科技企業的439000元。這標誌著中資科技企業競爭力的顯著提升。僅僅5年前，中資企業的人均運營收入還僅為226000元，遠遠落後於在華外資企業的501000元。

　　産業集群當然功不可沒。但在最初的野蠻生長過後，科技園區的建設需要更科學的規劃和更大程度的自主，才能更有效地參與市場競爭。一個常常被人忽視的現實是，儘管中關村的“一區十園”散落于北京各處，但在經濟版圖上，中關村與北京卻漸行漸遠。

　　北京正逐漸變成一個沒有工廠和車間的城市，其對産業升級的渴望遠不及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強烈，溫州和東莞的企業比任何地方的企業都更渴望邁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北京的資源環境壓力也並不強烈，粗放式增長對資源與環境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山西煤礦和內蒙鋼廠對清潔生産與安全生産的渴望都在全國其他地區的企業之上。

　　中關村需要向外尋求發展空間，北京以外的地區也需要中關村來幫助他們實現産業升級和保護資源環境。但在現有考核體系下，地方政府對推進這種層面的合作明顯興趣不大。

　　2010年，中關村企業的收入接近2萬億元，但其中僅有約4000億元來自北京。而作為總部經濟的代表城市，央企總部扎堆的北京每年稅收總額高達8000億元，但其中僅有約1000億元來自中關村所屬企業，所佔比例不足20%。譚邦佳認為，這是導致地方政府對於推進中關村與北京之外地區合作者需求興趣不大的重要原因。

　　是北京的中關村還是中國的中關村，在這裡成了一個隱性矛盾。

　　“中關村擁有全世界最密集的智力資源，它有條件建設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園區，但北京對創新的需求卻並非是最迫切的。”譚邦佳表示，“因此，必須借助機制創新使創新的力量與現實的需求結合起來並形成互動。對於中關村而言，這是最緊迫的改革任務。”

　　這種矛盾甚至影響到了對中關村的規劃。中關村科技園區的總面積高達249.7平方公里，卻經常遭遇“有項目沒地”的尷尬。相比之下，中國台灣新竹科技園的總面積僅有5.6平方公里，卻催生和運營著多個世界聞名的大企業並掌控著全球IT命脈，其産值甚至可以媲美整個深圳。

　　在賦予園區更高的自主權上，中國台灣新竹科技園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新竹科技園雖然在新竹縣，但從籌辦到主管都是中國台灣當局。班加羅爾也是由印度國家政府直接管轄，班加羅爾地區對其沒有任何行政權力。”譚邦佳表示，“要想真正發揮中關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就要想辦法使其真正變成‘中國的中關村’”。

　　事實上，嘗試已經開始。

　　2011年2月22日，國家發改委聯合17個部委共同制訂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並獲國務院批復同意。《規劃》共八個部分，對中關村未來10年的發展形勢、發展目標和發展措施等進行了詳細的規劃。

　　這是發改委歷史上最特殊的一個規劃：在國家發改委歷史上所有規劃目標中，只有中關村既非一個明確的行業，也非一個明確的行政區域，“甚至連一個省都不是”。但借助《規劃》，中關村卻成功與中國的17個部委確立了合作關係。

　　“在目前的中關村，原始創新還比較少，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則比較多。而對於原始創新，這樣的體制安排究竟有多大作用，我心中也打了一個問號。”作為《規劃》的主講人，譚邦佳表示，“但大的方向肯定不會錯，那就是通過完善治理結構來提升我們國家的整體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

　　專一還是綜合？

　　中關村永遠無法回避矽谷：學習和複製矽谷，從中關村誕生之初就是人們最直接的期望。

　　但矽谷太過獨特。美國産業集群的形成本身就充斥著太多偶然性，加州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更是如同現實世界裏的怪胎。矽谷定義了新經濟的理想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投資成了風險投資，可行性報告成了商業計劃書，研發成了燒錢，創意成了創業。事實上，不但全球各地難以複製矽谷，就連美國本土也再沒能催生出一個新的矽谷。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儘管工業基礎更為優秀的日本、英國和法國都沒能建成可與矽谷媲美的科技園區，但工業基礎相對較差的中國台灣和印度卻都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成功。新竹以硬體製造聞名天下，其集成電路設計和代工水平舉世無雙；班加羅爾則主攻軟體外包，其軟體編寫水平以及軟體開發人員的性價比同樣獨步天下。

　　“新竹和班加羅爾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突出的特點。”譚邦佳表示，“這種背景和特點同樣具有不可複製性。”

　　中國台灣有完善的工業基礎，但缺乏充足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國內市場，他們只能借助可貿易性強的標準化産品才能融入全球市場。印度的優勢則是語言和時差——英語是印度的官方語言，班加羅爾與矽谷的時差則剛好為12小時，這使軟體的全天候無縫開發成為可能。

　　歷史上，上述兩地在矽谷都有大量移民，人才的回流密切了當地與矽谷的聯絡。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認可了這種形式的國際分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説，新竹和班加羅爾都是矽谷在世界範圍內的延伸。

　　“從現實的情況看，中關村才是世界上最像矽谷的科技園區。”譚邦佳表示，“兩地的模式完全相同，差別僅在於發展程度和所獲成就。矽谷是原始森林，中關村則更像灌木叢。”

　　但“灌木叢”的中關村可能比矽谷更加全面。

　　矽谷雖然引領了新經濟的發展潮流，卻未能動搖“128公路”在軍工和醫藥領域的優勢地位，也沒能在飛機製造和火箭生産領域擊敗西雅圖和休斯頓，即便在其最擅長的IT産業，矽谷也沒能將微軟(NASDAQ：MSFT)、IBM(NYSE：IBM)和戴爾(NASDAQ：DELL)攬入懷中。相比之下，中關村似乎無所不能。從能源環保到生物制藥，從信息技術産業到文化創意産業，中國所有的戰略性新興産業都可以在中關村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遺憾的是，綜合的中關村迄今尚未誕生一個世界級的産業，而相比之下，走專一發展路線的新竹和班加羅爾則已催生了數個“巨無霸”。這一強烈的對比多年來愈發鮮明，也越來越頻繁地被人提及，潛臺詞是：中關村是否應該放棄多年的綜合化嘗試，走上專業化的發展道路？

　　然而，開拓未來並不像回顧歷史那麼簡單。儘管新竹和班加羅爾的成功令人艷羨，但人們也不應忘記日本的教訓。在上世紀80年代的“日美第五代計算機之爭”中，美國充分動員市場發展軟體與網絡，日本則舉全國之力發展機器人。政策賭博的後果就是，美國在頹勢漸顯之時力挽狂瀾，並以網絡經濟大放異彩；而日本則在即將追上美國之際錯失了一個充滿光榮與夢想的科技時代，至今只能在某些個狹小的專業領域獲得領先，卻丟失了全局。

　　更重要的是，中國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完整的工業基礎和數量恐怖的優質人才。如此有利的發展條件，在世界經濟史上幾乎從未出現，可能也再難出現。如果新經濟留給世界的是一道難解的考題，至少中國已經獲得了更多的空間去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綜合還是專業，表面上看確實是一個艱難的抉擇。”譚邦佳表示，“但二者也並非完全絕緣，不論選擇什麼道路，人才都是最關鍵的創新資源。”

　　金融還是人才？

　　資本和人才，也許是檢驗園區建設成功與否最重要的標準。

　　雖然金融危機影響了總體經濟形勢，矽谷仍然選擇全力推進其在風險投資和人才流動上的全球化進程。早在2000年，中國就已經成為矽谷風險資本的首選國外市場。2009年，矽谷風險投資機構的對華投資總額更是達到驚人的22億美元，這一數字幾乎是第二名的3倍。

　　但這些資本同樣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在今天的中關村，活躍著超過100隻産業基金，幾十億美元簇擁在這塊狹小的土地上尋找著寶貴的投資機會。除此之外，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每年還會向這裡的初創型企業提供超過10億元的資金支持：其中包括1億元的轉移支付，和接近10億元承諾低價退出的股權投資。

　　資本的騰挪，至少部分上源於人才的流轉。

　　矽谷的歷史，是一個匯集全球頂尖人才的奮鬥史。每年，矽谷網聯(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都會發佈著名的“矽谷指數”。經由這個指數，人們可以直觀地評估矽谷的生活環境、創業環境以及經濟活力。這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編寫的指數，金融危機席捲全球的2008年，矽谷指數就曾濃墨重彩地探討中産階級“社會穩定器”的價值問題。

　　連續多年的矽谷指數顯示，進入新世紀後，推動矽谷前進的最大動力就已經變成了來自全球各地的留學人才和技術移民。全球競爭的加劇和市場的變幻莫測，使矽谷對全球高技術人才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但受到的威脅也與日俱增。2010年的矽谷指數顯示，矽谷25個集中程度最高的職業當中，大多數要求的是本科以上學歷的理工科人才。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學生選修MBA或者金融，美國本土理工人才的數量近年來表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雪上加霜的是，美國經濟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形成的強烈反差，進一步降低了美國對於高技術人才的吸引力。2009年，矽谷僅有一家公司實現IPO，這家公司名叫Fortinet，其創辦者是中國大陸的赴美留學生謝青。

　　搶走矽谷風頭的，正是中關村。

　　現在，中關村擁有海歸創業人才2萬人，海歸人才創辦企業4000家，這個數字還在以每天2家的速度增加。在中關村總計近190家上市公司中，有約80家都是海歸人員創辦的。不久前，中關村又宣佈將在現有29家留學人員創業園的基礎上，再增加4到6個留學人員創業園。即便矽谷不願意，它也必須正視，中關村的創業活躍程度已是全球第二。

　　這並非中關村歷史上的第一個人才繁榮期。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一大批海外創業人員的回歸使中關村擺脫了“騙子一條街”的尷尬境遇。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中關村走上了以海外創業人才為主流的新時代。而在那之前，正是以中科院出身的柳傳志和北大出身的王選等一批本土創業人才開創了中關村歷史上著名的“黃金時代”。

　　“中關村的創業環境已經相當優秀，有本事沒處使的情況基本上已經消失。真正束縛其發展的，其實還是高質量的頂尖人才。”譚邦佳表示，“畢竟，知識經濟本質上是人的經濟。”

　　這又使北京陷入了另一個兩難處境。

　　科研機構的雲集使北京的創新資源在全國首屈一指，政策與資源優勢更使北京的創新環境難有對手，建設創新中心北京可謂當仁不讓。但北京已經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現在又要建設成為國際創新中心，北京的城市承載力將受到嚴重考驗。

　　“建設成為國際創新中心就要吸納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譚邦佳表示，“但現在，不要説集中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就是把全國最優秀的人才都集中到這裡，北京能裝得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