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古建”，正在成為江浙富豪的新財富遊戲。有的收購古橋梁，有的一人收購了200多套古民居。

　　相比之下，邱學凡不是大玩家。這位上海大溪藝術品投資中心董事長目前收藏了8套來自江蘇等地古鎮的古民居。

　　“從小我就住在蒼南的古鎮裏，聽著‘滴滴答答’的雨水長大，對於這种老民居懷著一種特別的情愫。”邱學凡語氣深沉地説，“收藏純粹出於愛好，你開價1000萬一套我也不賣！”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真的將收藏與商業分離。玩著玩著，商業的洪流挾裹著文化，蛻變為高端投資。

　　隨著房地産投資熱被壓制，炒作資金紛紛涌向安徽、江蘇、浙江鄉間的那些建於17、18世紀的古村落，將一座座粉墻黛瓦的大屋變成了狂熱的金融産品。一場聚斂財富的“拆村運動”在江南的山野間掀起。

　　於是，在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連普通的民國時期的民居建築，市場價格也已漲至三四十萬元一套。清代的古宅則有出價數百萬元一套的。

　　收購200套古宅的人

　　邱學凡，這位溫州人的嗜好在收購古建築的圈子裏頗有名氣。而且這個圈子也在逐漸擴大，光是邱認識的就有200多人了。

　　邱學凡的收藏史始於2003年。每收購一套古民居，他都親自深入古村踏訪。不僅考察民居的建築材質、工藝，還要了解民居中的宗族歷史，沿襲屋主的文化生活履歷。在邱的眼裏，那些馬頭墻和雕花每一件都有記憶，有時光的靈氣。

　　在千年古鎮江蘇同裏，由余秋雨題字的 “匯賢瀧居”是一座佔地500多平方米的晚清小樓，是邱學凡7年前投入上百萬買下的“一枚”藏品。7年下來，保養費用已超出200萬。

　　“你現在叫我500萬出手也不虧，但我不賣，我只想收藏。”邱學凡打量著那些精美的屋檐和窗欞説。

　　剛開始，邱學凡只是想在收藏的同時，自己還可以間或去這些古鎮，住著自己的房子，聽聽雨發發呆。“玩”了8年後，他的收藏方式開始“改革”。

　　原來是連地皮帶房子地收購，將古屋原地收藏，後來發現房地産紅火，地價飆升太快，導致這種收藏方式的成本成倍上升。並且，跨地域收藏的精力也成問題。

　　所以，現在的做法是舍地塊，專購古建築。邱學凡對那些價值高的古屋進行整體拆遷。由專業的古建築拆遷人員拆解、封包、搬運，每一塊磚和木板都編好號，並將房子的歷史及相關故事做好記載，入庫收藏。

　　在同裏當地，邱學凡備有一座倉庫，可以同時容納數百套拆解打包後的古屋。

　　不過，8年後的今天，邱學凡這樣的收藏規模在圈子裏已經算小打小鬧了。在上海、杭州、蘇州的豪宅裏，古建築收藏投資者的隊伍在迅速壯大。

　　陳金根是江蘇吳江的商人，一位古建癡迷者。從1993年起，在蘇州園林設計院和同濟大學幾位設計名師的指導下，他組織一些能工巧匠奮鬥十年，在吳江市松陵三里外的龐山湖畔建成 “靜思園”。

　　這被稱為目前中國最大的私家園林，園中收藏著從江南各地鄉間收購而來的古民居、古橋梁。圈內流傳説法是，陳金根收藏的古建築起碼超過200套，價值超億元。

　　炒賣徽商古宅

　　收購古建築的熱潮最早起于2000年前後。其時，農村人大批進城，鄉村“空村化”。那些空蕩蕩的老屋引來了邱學凡、陳金根這樣的價值挖掘人，投資者隨後跟來。

　　梁興（化名）是上海灘一名職業的古建築炒房客。手下有個20人組成的古建築投資團隊。他的第一桶金採成于2007年。

　　那年，梁興到江西上饒一帶旅遊，看上了當地一些工藝精緻的古宅，他以每套30萬元的價格“吃進”三座，半年後轉手，“每套賺了80萬。”梁興告訴記者。

　　梁興從此越玩越大了，他常年駕著車在安徽、江西等地探訪古村落。迄今最大的手筆，是他投資500萬元買下10多套清代徽商古宅，不久前出手了其中兩套，“每套賺了200萬。”

　　現在，梁興主要投資方向轉向民國時期的古建築。他的身家也在短短4年間暴富。4年前只有一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現在擁有兩套價值超4000萬的別墅，原來的“帕薩特”也換成了奔馳600。

　　投資炒作的市場在2003年之後形成。而在房地産炒作受到打壓的這一年裏，邱學凡、陳金根他們接到了越來越多推銷古建築的電話。

　　精明的義烏商人是當中最活躍的群體。他們手握重金深入浙江、安徽、江西的鄉間，進行地毯式搜索。邱學凡所認識的義烏商人中，就有人在國內各地擁有100多棟各類古民居。

　　開發商是一股更大的收購力量。近年來興起的文化皈依和復古風潮改變了上海、杭州和江浙一帶的高尚樓盤。“在項目規劃設計中引入古建築元素的理念在近三年裏明顯增強。”上海綠城集團的一名房地産營銷主管説。

　　於是，開發商派專人在全國各地收購有價值的老宅，買下後拆散，將磚木編號運到新樓盤中重新組裝，以休閒會所、風情古街的形式進行商業運營，用於促進物業升值。

　　古民居的行情在投資和收購浪潮中水漲船高。在江西、安徽等地，保存狀況一般、興建於民國時期的民居建築，市場價格已漲至三四十萬元到幾百萬元一套不等。

　　甚至出現了專門出售明清古建築的網店。在一個名為“老牛古建”的網店上，清初三開間花廳120萬元；清代寧波五開間大廳98萬元……

　　而邱學凡的“匯賢瀧居”，已有台灣企業找上門來，開價1000萬元。

　　在古建築日益減少的今天，這項投資看不到貶值的危險。但交易鏈另一端的風險在悄然抬升。

　　“早年村民不大懂行情，出手早的投資者，有的古宅當年買進時才四五萬元一套，這幾年村民的産權意識增強，開價提高，投資成本在上升。”梁興説。

　　産權風險與“拆村”

　　此外，産權風險也被投資者所顧慮。

　　多數收購者都選擇將買下的古建築拆遷運往異地，而極少有原地保護。樓盤在外地的開發商自不待言，連邱學凡這樣“純粹的愛好者”也不例外。

　　這除了地價上升加大收藏成本的原因外，還與複雜的土地産權有關。“古宅所在的土地，有的是集體土地，有的是自留地。古村中的建築大多數沒有房産證。在原地收藏擔心惹上不必要的糾紛。”邱學凡解釋説。

　　“你不知道每間古屋住的是什麼樣的人。如果把屋子留在原地，指不定哪天一個外出多年的人突然回來，引發不必要的麻煩。”梁興也説。

　　這並非杞人憂天。“原來是空村、空屋，買賣比較好談，這幾年民工潮回流，回來要有房子住。”梁興説，而拆遷就很簡單，有啥糾葛交易的人都一次性給搞定。”

　　商人們的拆運古屋風，與一些地方在新農村建設中的拆遷整理土地風潮迎頭相遇，兩股力量互相聯動，在江西、安徽的鄉間引發激烈的“拆村運動”。

　　“我們跟拆遷公司接洽。”一位不願具名的浙江開發商負責人透露，一般的操作的規律是，從立項機構到開發商、建築公司、拆遷公司、村委會等形成一條鏈條，出運一車古建築碎件，一般費用為十幾二十萬元左右。

　　江西省吉水縣八都鎮某古村的村民曾向記者反映，2009年村莊拆遷時，一車車的磚頭、石柱等等往外運。出運一車，收費2萬元到6萬元不等。村裏寺廟中一口有幾百年的古鐘，在拆遷中流落到香港，拍賣會拍得2000多萬港元。

　　這種拆遷移植通常以“古文化移植保護”的名義進行，而文物界的專業人士大多將其視為一場古建築的劫難。

　　“異地拆遷對古民居的價值是一種極大的破壞。”浙江省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處副處長楊新平認為，“古民居一旦搬離原來的文化環境，價值就喪失了。更何況，異地拆遷後，古建築的瓦片、墻面都毀掉了。”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小寧看來，中國傳統社會是鄉土社會，農村才是文化的根源，古民居裏寄存著歷史的印跡，應該在當地好好保存下去。“否則，這幾年很多從國外回來的人發現家鄉沒有了，這是很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