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一劍

　　輿論對鄂爾多斯的關注有點奇怪：在整個國家都陷入“GDP崇拜”時候，鄂爾多斯經濟10年增長17倍的發展速度，未能給這個城市贏得更多的掌聲，反而引起了外界更多的質疑。以至於在關於這個城市的報道中，常常充斥的字眼是：經濟狂飆，黑金之城，豪車，炫富，地下金融等等。美國的《時代週刊》亦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鄂爾多斯“鬼城”作為樣本，來表述快速經濟崛起中的中國城市發展故事。

　　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們試圖拋卻觀察暴富者時所習慣性帶有的敵對態度，更多從理性考察一個城市發展所應該考察的一些基本元素出發，去觀察這個城市。這些元素包括：資源稟賦（尤其是煤炭和水）、城市規劃和建築、人口、財富生態、政府行政行為等。在此基礎上，去追問這個城市未來——只有了解了真相是什麼，才能夠知道未來在哪。

　　還應該將當下的鄂爾多斯城放入一個更長遠的歷史背景下來審視。而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審視，因為中國北方遊牧地區與農耕地區交匯處（所謂半耕半牧地區）的發展，對中國歷史的演進一直髮揮著重要的影響，很多王朝的國運轉折都與這些地區的治理有直接關係。關於這些地區的興衰記錄總是影影綽綽的出現于國家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儘管在王朝的繁盛時期往往是這些地區被忽視的時期。

　　這一影響發生的邏輯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和融合伴隨著中國古代北方邊境歷史的始終，而這衝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北方邊境的生態環境，反過來，生態環境變遷又導致了文明變遷，其中亦包括對中央政權更迭的影響。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表明，北方邊境如此嚴酷的生態環境並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戰爭使然，而是農耕文明靜態的生産方式對遊牧文明動態的生産方式的擠壓所造成的。戰爭固然會對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但是歷史上對北方邊境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影響的並不是戰爭本身，而是中原文明為了抵禦遊牧文明的侵襲而採取的移民戍邊和屯田制的措施。

　　遊牧文明成為草原民族的主體文明是建立在與這一地區生態環境和諧共處的情況之下的。農耕文明在定居點墾田植荒，以防禦性的態勢應對遊牧文明的侵襲，而這種屯田實邊的生産方式最終因為不適於草原生態而隨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強弱、戰和，數度興廢，始終無法確立在這一地區的穩定地位。

　　所以，對這一地區的興衰而言，表面上取決於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其背後是地區開發中對兩種文明的選擇。

　　基於此，對於鄂爾多斯的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取決於這裡修建了多少現代化的房子，而是對這裡的生態環境變遷的影響，影響生態環境的根本因素也不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種了多少樹，而是取決於城市化過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遊牧文明的原則。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包括鄂爾多斯在內的我國半耕半牧地區再次上演乍興即廢的歷史瞬間，亦當為中央和地方開發少數民族地區時所應秉持的基本敬畏和原則。

　　望為政者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