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期，要求減稅的稅務改革呼聲在華盛頓再度高漲，但是MarketWatch專欄作家辛奈爾(John Shinal)強調，美國人和美國企業的稅務負擔其實並不沉重，而且為了保持美國經濟的活力和持續可發展性，更不能夠減稅，而是應該完善現有的稅務體系。

　　以下即辛奈爾的評論文章全文：

　　現在，我是在法蘭克福，德國的金融首都，幾小時火車就可以去往與美國相隔百年的地方。在這裡，我記起了一些美國的反稅務者忘掉的東西：居住在一個穩定的，自由的，鼓勵經濟創新的社會當中，並不是一點成本也沒有的。

　　不錯，現在有些人覺得美國企業和那些富有的個人已經支付了太多的稅額，卻回報寥寥，但實際上，這麼想的人是把社會秩序和經濟成本都當成是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了。保持社會治安要花錢，我們必須為警察、消防員和其他緊急事務處置人員支付薪水，這些都要求有稅務收入來應對。不信的話，就去問問英國首相卡梅隆(David Cameron)，他提出了削減倫敦市中心警力預算的計劃，而這計劃在隨後發生的倫敦騷亂映襯下顯得無比愚蠢。

　　在美國，我們沒有看到磚頭每天都投向窗戶，沒有看到停車場的槍彈橫飛，美國企業正在從這樣的環境維持中得到好處。索尼(SNE)在倫敦的倉庫被付之一炬，現在他們的主管們該明白，騷亂也是成本。

　　教育勞動力要花錢，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是那些想要削減聯邦教育撥款的人們，卻試圖掩蓋這一事實。

　　記得我剛到德國的時候，當地人問我，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新聞是否真實——按照這些法蘭克福人的説法，他們看到報道説“所有美國人都在排隊領取食品券”。他們的問題對我是個提醒，讓我想到，儘管德國的稅務負擔比美國要重，但是他們的經濟從全球經濟危機中受到的損害卻要比美國小，而且他們現在的失業率是7%，也低於美國的9.1%。

　　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這樣激進的反稅務者宣稱，高稅負是我們這個經濟體一切問題的根源，不知對於前述這些事實，他會如何解讀。

　　這些人總是説，美國的企業稅率高達35%，而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25%。可是，他們卻絕口不提一個簡單那的事實：美國的制度有一系列的漏洞，使得企業實際支付的稅率要比紙面上低得多。

　　不相信的話，你可以找一份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企業第二季度盈利報告的匯總資料，找找看到底有幾家是真的繳納了自己盈利的35%的。

　　目前，美國需要的其實並不是更多的減稅，而是稅務改革，消除那些漏洞，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

　　向企業現金徵稅

　　考慮到美國經濟增長的蹣跚步伐，或許這樣的改革應該引入對美國企業資産負債表上坐擁的海量現金徵稅的內容。

　　有統計數據顯示，標準普爾500企業中的非金融機構，其現金儲備總規模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考慮到這些企業當中很多現在其實還在裁員，這樣規模的現金實在有些荒唐。而根據另外一些人的估計，這總數應該是接近2萬億美元了。

　　如果我們強迫企業花掉自己的現金，不管是用在雇用人手還是派發股息上，都是向著刺激經濟增長所邁出的重大一步。

　　當我聽到諾奎斯特——當然還有那些茶黨運動中活躍的候選人們——對為自己所享受的公共服務竟然要自己納稅抱怨不已的時候，我想，他們是將太多的東西當作了理所當然白來的。

　　我還認為，他們這樣的抱怨其實恰好走向了反面，恰好與那些幫助建設美國經濟的一波又一波移民們的精神南轅北轍。我真希望他們能夠見見我在矽谷訪問過的那些初創公司首席執行官。

　　過去幾個月當中，我為Entrepreneur.com撰寫過介紹這些企業家的系列文章。我最初四篇文章的主人公全都不是出生在美國本土，這並不是我或者編輯的有意安排，但是考慮到近年以來，移民往往都工作得更加努力，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

　　這些企業家和多少代的先輩們一樣，他們將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創業，而不是坐在那裏抱怨在這裡做生意有多難。當然，他們在自己創業的同時也就創造出了就業機會。

　　他們真是名副其實地來自五湖四海：Wildfire Interactive的蘭瑟姆(Victoria Ransom)和楚伍德(Alain Chuard)是分別在新西蘭和瑞士成長起來的，而斯萬(Mikkel Svane)與他一起創建Zendesk的夥伴則是來自丹麥……

　　可是，他們所有人都是來到美國創業。如果這裡是個如那些反稅務者所宣稱的那種會讓他們的努力事倍功半的地方，他們還會這麼選擇嗎？

　　答案不言自明。事實恰好相反，對於創業者和企業家而言，美國仍然是最富吸引力的。只是，要確保這樣的吸引力就必須花錢，那些總喊著減稅的人似乎是忘記了這一點。(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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