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海君

　　幹完工程難討薪水。在鄭州市南裹頭黃河灘區，多名來自信陽的施工者挖坑“活埋”自己，進行自虐式討薪。(《東方今報》8月10日)

　　又見自虐式討薪，除了讓人平添幾分心酸，還有對這種魯莽維權方式的“怒其不爭”。因為，維權是一個法律命題，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脫離了法治精神與法律意義的維權，很難達到目的。

　　對來自信陽的這些施工者而言，雖然項目經理聯絡不上，向所涉單位要錢，得到的答覆是當初簽訂的合同和加蓋的公章均涉嫌造假，但這並不意味著尋求法律救濟的途徑被全部封死。此時，他們可以尋求警方的調查，也可以訴諸法律。

　　當然，“自虐”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活埋”的方式，吸引了遊玩者的注意，也受到了媒體的關注。但是，問題要得到解決，仍然要回到法律這條軌道上來。

　　從根本上説，“自虐式”維權，更多緣于“不鬧不解決”的思維。無數令人心酸的討薪故事告訴我們，每當農民工採取靜坐、上訪、絕食、爬塔吊、跳樓等自虐方式，總能喚起公眾的同情，進而形成一股輿論，倒逼政府職能部門重視，從而促成問題的解決。

　　此外，這種維權方式的形成，也與維權者法律意識淡漠、維權成本過高有關。多數討薪農民工接受教育程度有限，對相關維權法律法規知識更是所知其少，不少時候，他們走進政府職能部門尋求幫助時，也會遇到“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困擾，使得維權無望。

　　如何讓“理性維權”不再成為農民工享受不起的奢侈品，不再成為非理性維權的犧牲品？筆者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消除“不鬧不解決”的維權模式，一方面，繼續強化法制宣傳；讓更多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工懂法知法；另一方面，司法機關應主動深入基層，尤其是法官不能簡單地坐堂問案，政府職能部門需要加強對企業的監管，確保農民工權益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