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1年1月1日以來，美國的長期外債評級就一直保持在AAA級，但是8月6日早晨，標準普爾公司將這一評級降低為AA+，展望為負面，同時排除了短期內再次調降其主權評級的可能性。

　　如果不了解國家主權評級的原理和操作過程，這一舉動很容易引起市場的恐慌。畢竟這一行為可以被視為對“戰後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的。但是，實際情況可能並沒有這麼嚴重，因為此次降級事件中，“人禍”因素大於“天災”。

　　從戰後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元和美國的衰落就是一個長期而且無法逆轉的趨勢。70年來，美元的地位從等同於黃金，緩慢淪落到了不得不依靠其他貨幣貶值來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境地。同時，美國的中産生活也從戰後的“一人工作養全家”降低到了“兩人工作加貸款養全家”的地步，甚至有的時候工作都成了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在其他國家的綜合實力都難以超越美國的情況下，美國“經濟霸主”的地位依然無可撼動。至於短期因素，包括近期市場對於美國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以及股票市場的大幅波動，就更不足以降低美國的長期主權債務評級。更何況從美國7月份就業數據好轉來看，短期因素也並非完全負面。

　　既然不是經濟基本面的“天災”，那是什麼摧垮了美國70年的國家主權信用？答案就是“政治鬥爭”，是“人禍”，是美國兩黨的政治鬥毆毀了美國的主權信用。同時不得不説的是，評級機構嚴格執行了自己宣稱的國家主權評級標準，展現了捍衛評級獨立性的勇氣。這對於任何評級公司來講都並不容易，尤其在面對自己最大的僱主、本國行政機關和本國國家利益的時候。

　　國家主權評級的評級方法和理論體系可謂紛繁複雜，但是國家違約從某種程度上説幾乎都是“還款意願”的問題。即使對於阿根廷來講，其豐富的資源依然可以毫不費力的償還債務，但是該國寧願將土地和資源留給子孫也不會用來償還當下的外債。因此，標普將“政治機構和政治趨勢，特別是它們對於政策環境有效性和透明性的影響”作為國家主權評級中最為關鍵的“政治和經濟風險”。這次關於美國債務上限的危機恰恰反映了美國兩黨政治鬥爭嚴重削弱了“政策環境的有效性”。

　　在關於債務上限的談判中，無論民主共和兩黨宣稱的訴求如何冠冕堂皇，他們最終都在用“美國國債違約”來要挾對方。相互比拼的不是自己的治國理念如何完善，而是誰更不在乎美國的信譽。正如，標普在8月6日降低評級的聲明中所説，“面對當前的財政和經濟挑戰，美國政治機構的有效性、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均被削弱，其被削弱的程度超過我們4月18日發出負面展望時的預期。”

　　所以説，此次評級的降低絕非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政治爭鬥的問題。有效而可預見的政治體系對於任何經濟體的平穩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美國金融市場獨步全球的根本。如果政客的鬥爭長期化，美國金融環境將無可避免地嚴重惡化。高效的市場最為厭惡的就是“出人意料”的政策，因為這為尋租和謠言提供了再好不過的溫床，而讓市場推崇的價格發現機制無處生存。

　　總之，如何應對這次美國主權評級的降低才是我們日常工作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投資機構沒有理由因此改變此前對於美國經濟走勢的判斷，短期內美國國債違約的可能性也並沒有因此而增大。但是有必要在對外金融投資中，更多關注政治風險，尤其是美國大選臨近可能導致的政治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