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嘉波

　　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國際新聞報道並有多年駐外工作經歷的記者，我與西方媒體打交道的種种經歷足以證明西方新聞觀在實踐中表現出來的虛偽、醜陋和卑鄙。

　　在外高加索工作期間經歷過的一件小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當地一家小報用整版發了一篇惡毒攻擊中國的文章。大意是説，東歐變色了，蘇聯解體了，下次該輪到中國了。我從相識的該報記者那裏了解到，文章作者從未去過中國，也從未研究過中國問題。文章引用的所有材料都是西方記者在西方報紙雜誌上發表的東西，而唆使小報發表這篇反華長文的竟然是一家名聲顯赫的西方媒體。據知情人透露，該小報與這家西方媒體之間是“合作關係”，每發表一篇這樣的文字，報社就會得到一筆外匯收入。儘管外高加索三國在法律上禁止外國資本控股當地媒體，但西方傳媒大亨仍然要利用各種方式來收買和左右當地傳媒，以便影響和操縱當地政局。在西方政客眼裏，媒體從來都是政治工具，而當媒體成長為跨國集團時，這個“好用極了的政治工具”就成了可以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的“高能量利器”。

　　西方媒體淪為政治工具的本質已經暴露無遺。而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些媒體人還盲目推崇西方的新聞自由。發生在英國的“竊聽門”醜聞再次告訴我們，西方新聞觀所鼓吹的客觀、公正、獨立是多麼虛偽。

　　對我們來説，“竊聽門”是生動的一課。恰是在報道“竊聽門”醜聞的過程中，我們中國的記者編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立場觀點，對英國媒體醜聞提出尖銳的質疑：西方“民主制度”怎麼可以允許新聞機構只追逐商業利益？怎麼可以允許大眾傳媒工具轉變成壟斷性質的“媒體帝國”？“竊聽門”亂象的源頭在哪？到底是誰給“竊聽門”醜劇的發生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又是誰讓媒體成了政客和商人們爭權奪利的工具？

　　“竊聽門”讓我們有機會觀察西方大眾傳媒的生存狀況，有機會與西方眾多有良知的媒體人及其它行業的知識分子一起，撕下西方“新聞公正”的遮羞布，揭穿西方“新聞自由”的畫皮。當傳媒機構的商業利益變得至高無上，當大眾傳媒成了利益集團的贏利工具，當傳媒大亨與政府高官緊緊擁抱，媒體哪會有獨立精神、自由意志，記者哪會講客觀、公正、道德和法律？

　　(作者為光明日報社國際部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