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祖禹

　　新聞集團罔顧法律禁區和道德底線，以擴大、滿足公眾知情權為藉口，派出大量新聞偵探、“狗仔”隊採集新聞。這些新聞聳人聽聞、煽情蠱惑、吸引眼球。儘管他們也常常用社會責任感來包裝自己，但實際上早就拋諸腦後。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喪失了最起碼的新聞道德和職業操守的西方新聞觀、西方的新聞自由觀，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但是在新聞觀和新聞自由的問題上，西方卻從來都是以教師爺自居，不斷教訓、指責別人，尤其是指責中國。

　　在我們內部，在新聞業內外，對於西方以其新聞觀向我們的灌輸，以及對我們新聞觀的指責，也有著積極的呼應。去年網上傳播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中就攻擊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對於這些西方新聞觀應聲蟲的呼聲和主張應該嚴肅對待。

　　默多克新聞集團曾經用盡力氣想鑽進中國新聞傳播行業，然而他們碰壁了。但是他們沒有死心，甚至取得了部分成功。1996年，鳳凰衛視就吸收了他們的鉅額入股。難道他們在中國市場會棄用竊聽手段嗎？今年第七期《中國記者》刊登了新聞集團大員、全球高級副總裁高群耀的一篇文章，提出在數字化的傳媒生態環境中，在內容為王還是終端體驗為王的辦刊方針下，要以“優質內容還是優質注意力贏得市場”的問題。他刻意引述了默多克的一句話：“沒有創新的內容，這些電子設備不過是昂貴的玩具”。竊聽門醜聞的曝光，使人們頓悟，所謂創新就是竊聽。文章還説，“優秀的新聞值得付費”。這才是真正的天機。

　　默多克的竊聽門事件是我們在進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學中十分難得的反面教材之一。它對於我們的教益在於，在我們新聞隊伍內部切實地、大力地加強新聞自由和新聞的社會責任在原則上是一致的教育。人們將加深這樣一個認識：從來就沒有無限制的絕對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終將受到相關法律規範以及社會責任的制約。按照新聞集團竊聽門製造者的新聞價值理念，他們的新聞只對老闆負責，對支撐新聞集團的壟斷資本集團負責，對代表這些集團利益的政黨負責。而我們是向全社會公眾負責，向人民群眾負責。在新聞業內，運用各種方式、手段加強社會責任意識的教育，對於發展、振興我國的新聞業，更好地培養、造就我們自己的新聞隊伍，取得廣大公眾的信任，至為迫切。

　　(作者為中宣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