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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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8-01

　　謝韜

　　全世界都在緊張地關注著一個嚴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編自演的鬧劇。這個患者就是美國政府，而鬧劇的主題則是如何解決日益嚴峻的債務危機。

　　患者的左腦被總統奧巴馬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裏德所代表的民主黨控制，反對在當前經濟復蘇的關鍵時刻大幅縮減政府開支，主張一次性把美國國債上限提高到2.7萬億美元，讓聯邦政府可以撐到2012年底，也就是明年總統大選之後。患者的右腦則受眾議院議長博納領導的共和黨支配，堅持只有大幅削減開支才能從根本上擺脫債務危機，並且提出分兩次提高債務上限，這一次先提高9000億美元，到明年再提高1.6萬億美元。

　　在美國之外，大多數人關注的重點是這場債務危機可能對世界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在8月2日前左腦和右腦不能就如何提高美國債務上限達成協定，美國政府將不能繼續舉債，這就意味著它可能無法償還即將到期的國債，從而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各國投資者拋售美元資産、美元急劇貶值、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美國今後借債的利率大幅升高等等。由於美元在世界貨幣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這一切必將重創全球資本市場。事實上，受美國債務危機的影響，全球主要證券指數在過去一週均大幅下跌。

　　然而對很多深諳華盛頓之道的人來説，他們更關注這場危機背後的政治動機。民主黨之所以堅持一次性提高債務上限，其目的是為了避免再一次債務危機影響奧巴馬在明年競選連任。共和黨之所以堅持分兩次提高上限，就是為了在明年大選中利用債務問題指責民主黨“大政府、大開支”，從而試圖重新奪回總統寶座。就像1995－1996年美國政府兩次關門一樣，黨派政治再一次影響了美國政府的預算，只不過上一次克林頓總統成功地把政府癱瘓歸咎於共和黨，從而在1996年順利贏得大選。共和黨人心裏清楚，這一次無論如何不能重蹈覆轍了。

　　不管怎樣，從很大程度上來講，當前的債務危機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必然産物。在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下，總統可以提出預算方案，但是國會掌握財政大權，任何預算最終必須經過國會同意才能生效。然而，由於總統和國會在選舉方式、選民基礎和任期長短上不一樣，結果是總統可能屬於一個政黨，而國會參眾兩院同時由另外一個政黨控制，這就是通常所説的“分裂”政府。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另外一個政黨只控制了國會的眾議院或參議院，結果是不僅國會內部有分裂，白宮與國會之間還有分裂，從而造成美國政府的雙重分裂。現在的美國政府就處於這樣一種雙重分裂狀態，民主黨控制白宮和參議院，而共和黨控制眾議院。黨派不一樣，選民基礎、意識形態和政策綱領就會不一樣，黨派政治必然會影響政府決策。如此看來，美國政府天生就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政黨政治的出現讓病情更加嚴重。

　　如果説憲法讓美國政府患上了先天精神分裂症，那麼國會議員與選民之間的競選紐帶則是造成美國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絕大多數國會議員的首要任務是贏得下一次競選，因為不管你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國會領袖還是在自己所關注的政策領域大有作為，你必須是國會的一員才可能實現這些目標。為了贏得競選，國會議員不惜採取各種手段贏得選民的歡心，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國會的財政大權為選民謀取實際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被媒體和學者經常提及的“豬肉立法”或者“專款項目”。也就是説，在每年一度的撥款法案中，國會議員經常插入一些特殊條款，規定某項撥款僅限于某個選區的某個項目。雖然這些特殊條款受到了媒體、學者、甚至少數國會議員的一致譴責，但是直到今天，它們在國會的撥款法案中還是經常可見。誠然，所有特殊項目加起來只佔每年財政預算很小的一部分（如2010財政年度總計約160億美元），但是日積月累，就形成了一筆不小的數目，讓本來已經負債纍纍的美國政府雪上加霜。

　　國會的立法制度，尤其是委員會制度，則從根本上弱化了美國政府控制債務的能力。在委員會制度下，每個委員會對絕大多數法案有著生殺大權。除非特殊情況，否則沒有委員會的同意，一條法案不能提交全體討論，也就不可能成為法律了。這樣的立法制度導致了各個委員會之間相互投票，共同獲益。比如説今天大家都支持農業委員會提出的一個提高農業補貼的法案，明天大家都贊成退伍老兵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提高退伍老兵醫療保險的法案。這樣做的結果是，雖然各個議員皆大歡喜，但是政府開支不斷上升，債務壓力越來越大，最後呢，還是美國的納稅人來為政府赤字買單。

　　三權分立造成了第一次精神分裂，黨派政治造成了第二次精神分裂，國會的選舉和立法制度造成了第三次精神分裂。在這樣的精神三重分裂下，除非來自外部世界的重大衝擊，否則美國的債務危機只會日益加深。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