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

　　在以陜北榆林、內蒙古鄂爾多斯、寧夏寧東為核心的能源化工“金三角”中，水資源的短缺成為陜北能源化工基地的短板。

　　記者在採訪中看到，目前，榆林、神木等地的河流幾乎都已斷流、乾涸。雖然靠近黃河，但是黃河的水卻取不得，因為黃河水統一調度管理，流經的每個省區都有用水指標，而分給陜西省的指標已經用完。

　　同樣，沿黃各省區經濟社會都在迅速發展，需要從黃河取得更多的用水指標，但是由於黃河水量減少，可調度的用水指標越來越少，供需矛盾更顯突出。而此時各省區緊盯水量調度，希望能儘量多爭取一些，這使得水量調度比以前更難做到平衡。

　　水量分配二十四年未變

　　黃河水量減少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它還要滿足黃河流域的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陜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東省，以及國務院批准取用黃河水的河北省、天津市十一個省區市的用水需求。

　　1987年，國務院批准了《黃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有關部委據此確定了370億立方米為可供水量：青海14.1億方、四川0.4億方、甘肅30.4億方、寧夏40億方、內蒙古58.6億方、陜西38億方、山西43.1億方、河南55.4億方、山東70億方，河北、天津調水20億方。

　　支流水量分配未作出明確規定，這意味著各省可以在水流入黃河之前取用，而不佔黃河水量分配指標。隨著各省對支流水量的過度消耗，各支流頻繁斷流，從而導致黃河不可避免地出現斷流情況。

　　自1987年確定的總的分配原則並未改變。與此同時，各地的經濟發展也出現了新變化。而在西部大開發和關中-天水經濟區政策刺激下的陜西，發展更為迅速，38億方水的指標耗盡之後還是不夠用。缺水尤為嚴重的是陜北能源基地，能源化工業本身就是高耗水産業，而陜北地區遠離渭河，水資源並不豐富，這些年的發展已經幾乎將當地可用的地表水耗盡，下一步只能向黃河取水。

　　不敢碰的用水指標

　　雖然各地都在抱怨水量分配指標不夠，但是水利部、黃委會仍然沒有對原有水量分配方案進行調整的意願。

　　“根據我的了解，很多省份喊用水指標不夠用，其實本身是夠用的，只不過是為了讓別人不覬覦自己多餘的用水指標而已。”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胡德勝這樣告訴記者。

　　在重新分配水量無望的情況下，一些缺水嚴重的省份被迫開始嘗試水權轉讓。西北地區用水制度改革走在前列，産生了實現水權在農業內部流轉的張掖模式，以及啟動“投資節水，轉換水權”把農業用水轉向工業的寧夏-內蒙古的兩種水權轉讓模式。

　　不過，這些水權轉讓的嘗試並不能解決當地總的用水指標調整的問題。目前的水權改革主要是在一個省區內部，而跨省區的水權轉讓則沒有動靜。

　　“跨省區的水權轉讓與一般意義上的水權不一樣。一般是指單位、個人，通常從行政部門拿到的取水權，而這個水權，實際是指黃河流域各省之間的水量指標使用問題。”胡德勝認為，“這樣的水權轉讓可能性不太大。各省水都不夠用，如果哪個省直言要把自己的水權轉讓出去，那絕對會成為眾矢之的。因此，就算水量多出來也不會轉讓。”

　　在陜西，為了解決黃河水量分配指標限制的問題，計劃通過“引漢濟渭”工程，將陜南漢江的水資源調到關中，每年調取的15億方水，將為西安、咸陽、寶雞等關中城市提供豐富的工業、生活用水。同時還將向渭河每年放入一定量的水，以換取陜北能源化工基地在黃河的取水指標。

　　然而，今年長江中下游的嚴重旱災使得漢江流域各地方加緊對漢江水資源的爭奪，再加上漢江是國家南水北調中線的水源地，這一“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越來越受非議。

　　中國工程院院士、長安大學教授李佩成認為，從長遠看，黃河水量分配方案遲早要根據各省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需水量做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