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濤

　　本週二，中國銀行家朱民正式就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副總裁，這是中國官員首次在該機構高級管理層中獲得一席之地。朱民履新當然並不表示中國在IMF或者國際經濟金融遊戲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有了質的飛躍，但可視為中國話語權逐步提升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

　　朱民履新首先有助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與IMF之間增進了解。用IMF新總裁拉加德的話説，“作為副總裁，朱民將與我和管理層其他成員合作，發揮重要作用，共同應對各成員國未來面臨的挑戰，並加深IMF對亞洲及新興市場的了解。 ”傳統上，IMF由歐洲人主導，世界銀行由美國人主導。在這些國際金融機構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利益訴求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朱民就任副總裁後，他在經濟學研究、世界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央行等部門的經歷，能夠幫助他發揮來自新興經濟體並專注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能力，同時推動IMF更好地協調南北貨幣經濟關係。

　　朱民就任IMF副總裁本身就説明了中國經濟地位的日益提升。根據2010年通過的IMF份額改革方案，中國的份額從過去的3.72%升至現在的6.39%，投票權從3.65%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後，排世界第三。實際上，中國在經濟實力上已經超過日本稱為第二大經濟體，增加在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順利成章。在這輪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在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中國不僅率先實現復蘇，還通過4萬億投資拉動了全球復蘇，可以説，中國經濟在危機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僅提升了全球的信心，中國進口的迅速增長增加了主要經濟體的外貿需求。此外，在IMF新總裁拉加德此前來中國尋求競選支持時，中國對其表示了支持意見。這表示，在國際事務溝通中，中國和其他主要國家之間已經有了良性互動。

　　IMF絕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機構。 IMF是負責制定和協調國際貨幣體系和貿易關係的主要國際機構之一，它在全球匯率協調和金融危機管理救助方面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危機之後，IMF在金融監管方面也承擔了更多的職責。大家所熟知的特別提款權(SDR)就是IMF創設一種儲備貨幣。 IMF在亞洲金融危機、這輪國際金融危機和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等主要危機處置中，都參與其中，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乃至提供綜合性的改革框架。簡單地説，IMF平常可以對各國的貨幣貿易政策做出評估，而當一國出現危機時，它可以借錢給你，但會同時開出各種條件。

　　中國正處在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是其中重要內容。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實施這些改革，中國將不僅是一個經濟大國，還將是一個金融大國和貨幣大國。然而，這些領域的改革也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有很高的技術含量。IMF在這一領域有著重要話語權，如果中國能增加在IMF的影響力，就有助於中國平穩實現金融開放向縱深發展。

　　客觀地説，中國目前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還落後於經濟總量在全球中的比重。朱民就任副總裁有助於縮小這一差距，但還不足以完全抹平。 IMF改革後，擁有17.67%份額的美國依舊是其中唯一擁有“否決權”的國家。無論是中國在IMF所佔份額的提升，還是朱民就任副總裁，都無助於改變這一現狀。這無疑需要經過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全球不平衡復蘇是全球經濟領域的一大風險。全球經濟要更多地平衡發展，就需要新興經濟體更平衡地發表自己聲音。全球經濟復蘇正越來越倚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推動，同樣，在全球貨幣貿易事務中，全球也需要更多依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智慧，傾聽新興經濟體的聲音和訴求。朱民就任IMF副總裁可視為這個轉變過程中的一個有益變化。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經濟金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