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楊洋

　　7月，針對二、三線城市房價上漲壓力不斷加大的問題，國務院要求地方政府從嚴把握和執行房價控制目標，在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採取限購措施。據此，人們普遍預計，即將執行房價控制的二、三線城市名單會很快出籠。不過，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是，這份名單在擬定“入圍”城市上，將遭遇來自地方政府、房地産開發企業及投資者的強大阻力。

　　目前，越來越多的房地産投資者為了避開政府對房價的抑制，已經從一線受房地産調控較為嚴厲的城市轉移到二、三線甚至四線城市，而這一點恰恰反映出，由於各地對房地産市場調控力度不一，使得房地産開發企業、投資客仍然存有攫取暴利的生存空間。同片區域的不同城市，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地區，人們從限購令的實施範圍、實施措施便可直觀感受到這種調控力度的不均。

　　這種不均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房地産調控目標仍未顯現的局面。國家統計局最近公佈的數字顯示，我國6月份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環比僅微幅上揚了0.1%，為今年的最小月度漲幅，當然這一數字無法讓人們感到滿意。從6月份數據還可以看出，房地産市場價格雖然整體上漲速度呈現趨緩狀態，但“一線城市房價增長放緩，二、三線城市加快”的特徵明顯。僅以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為例，6月份同比上漲幅度位居前列的城市包括：石家莊、長沙、烏魯木齊、丹東、洛陽、牡丹江、蘭州、昆明、南昌、瀋陽、西寧、秦皇島等，均為二、三線城市，並且上述城市漲幅已經超過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成為全國房價上漲的新“領頭羊”。

　　限購擴大到二、三線城市，能否轉變房地産行業上升勢頭？可以肯定地説，不能。根本原因在於房屋被人們所附加的投資、賺錢功能依然存在——近一年來的調控措施仍未使住房回歸到基本的居住功能。因此在創造財富以及對抗通脹保值的巨大誘惑下，依然有大批的房地産投資者活躍在這個行業。而且更需要警惕的一點是，普通居民也捲入炒房投資的隊伍中，形成“全民炒房”的局面。在市場需求未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調控被動局面。因此，局部地區採取的限購措施到底會對房地産市場的全盤調控産生何種效果，仍值得商榷。

　　作為一種行政上的強制手段，限購令的推出，只是一種對房地産調控迫不得已的休克療法。從一個側面來説，它只能作為樓市調控的輔助手段，諸如為保障性住房建設等其他主要調控手段騰出更多的“發酵”時間，或者是強制擠出房地産投資需求等。將限購令的擴大化，特別是擴大到二、三線城市，確實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受限購城市的旺盛購房需求，而對於未受限購的城市來説，部分炒作資金必將涌入。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二、三線房價上漲飛快的城市中，其中較具代表的一類城市為民間資本較為充裕的地區，如內蒙古的鄂爾多斯、陜西的榆林地區。據當地人介紹，由於一線城市房地産調控措施嚴厲，原本用於炒作的資金因此而回流。這些回流資金除部分存入金融機構外，絕大部分仍然流入了樓市，這也就造成在上述幾個地區，房屋價格暴漲。如若對這些城市進行限購，這部分資金又將被擠壓。擠壓到何處，無法預測。

　　除擔心過多的民間資本從房地産行業抽出，導致淤積外，地方保障房建設資金缺乏始終困擾著我國的房地産調控。在國家要求地方政府劃撥更多的土地用於開發享受補貼的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些城市限購實施的話，地價會出現下滑，很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勢必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這也必將影響作為調控主要手段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進度。

　　二、三線城市房價上漲也有其合理因素。近年來，以我國二、三線城市為代表的中小城市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居民收入得到提高，從而刺激了對住房的需求，推動了房價快速上漲。同時，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在幫助農民脫離貧困的同時，也使得大量的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産生更多的購房需求。

　　今天，我們看到在陜西神木縣這樣一座中西部的小縣，房價早已過萬元，那麼是否對這樣的一個縣也實行限購？事實上，限購手段畢竟不是長久之策，更不應該頻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