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文洋

　　人生的戲劇性，在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段振豪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現。昨天還是“準院士”——2011年度中國科學院院士候選人，今天就“入班房”——因虛報冒領差旅費和涉嫌貪污被司法機關刑事拘留。

　　幾天前，面對採訪的記者，段振豪還鐵嘴鋼牙：“我的科研經費沒有漏洞。”“我回國將近10年，總共經手的科研經費不過幾百萬，遠不到一千萬，所裏同樣影響力的科學家經費都比我多。別説包養情婦，我沒違規給任何人報過一分錢。我是有底氣這麼説的，你可以去查。把我所有的經費，減去實驗室耗資幾百萬的計算機，減去培養學生的花費，就知道我有沒有挪用科研經費。”話是很給力，但今日中國，給力的話實在太多，作出的事情不給力的也實在太多。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查，就發現段的賬目問題，院監察審計部門進行核實後，已將其移送司法機關。儘管段振豪現在只是犯罪嫌疑人，目前司法實踐中“貪污罪”的起刑點為5000元，比起過去的2000元已經大大提高，但一個“候選院士”一旦進入“班房”待審，終歸是“兇”多“吉”少的事情。沒有相當的把握，一般情況下，一個單位審計部門是不會輕易把人“移送”司法機關的。這一去，比把孫悟空關進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時間還要長，沒有“金剛不壞”之身就暫時出不來了。

　　《第一財經日報》上週五刊發社論《何妨來一場學術“審計風暴”？》社論開宗明義：“公眾有理由擔憂，中國學術科研經費管理存在系統性問題，而中科院研究員涉嫌貪污被刑拘事件只是暴露了冰山一角。”社論還説：“之所以有這種擔憂，是因為人們平時的所見所聞：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研究人員，在校屬餐廳私人吃喝和宴請，用科研經費本結賬；在校外私人消費的發票，當做科研經費報銷；談論課題經費，就像談論自己的個人收入一樣；許多課題申報表上，有關預算一欄，只粗略羅列‘資料費’、‘會議差旅費’等名目，而不要求詳盡、可檢驗的預算書；到了課題臨結賬時，多少人匆匆拼湊報告、杜撰‘成果’，應付審查……這一切，讓人不得不懷疑——來自公共資金的科研經費，有多少被冒領、多領、挪用、浪費，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學術研究上？”

　　應當説，這篇社論提到的所有公眾擔憂都有大量的證據可以支撐。據我所知，現實情況可能比公眾擔憂的更為嚴重。科研經費如果有一半沒有濫用，公眾或許就要燒高香，大念“阿彌陀佛”。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反而主張學術“審計風暴”應當緩行。學術領域特別是重要科研領域不同於政府部門，一個官員被“審計風暴”刮走了，馬上可以有大量後備人選。倘若中國的學術、科研領域在資金管理中存在嚴重的問題，“審計風暴”一刮，“候選院士”都難保不進“班房”，這種學術科研人員大面積的損失和後果也值得關切。

　　我這裡不是要為段振豪個人説好話，以逃避法律審判。他的科研水平有中科院地球物質所的聲明為證：“雖然段振豪在國內外地球化學學科領域擔任多項學術職務，是有較高學術水平和知名度的科學家，但我所對其違法亂紀和不道德行為決不姑息。”我擔憂的問題是按5000元起刑點，“審計風暴”可能讓多少學術&&人或科學家成為“貪污犯”？1萬？10萬？我們能夠承擔如此之大的“社會成本”嗎？在“審計風暴”到來之前，最好的辦法是先給他們下一點“毛毛雨”，來一點“和風細雨”，千萬不要馬上來場“大到暴雨”，更不要現在就搞學術科研領域的“審計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