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發芾

　　中國歷史文化中，奢侈是一個讓人談之色變的壞字眼，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奢侈與浪費、腐敗常常連用，都成為鞭笞的對象。歷史記載中，一些奢靡無度的人，比如晉代鬥富的石崇、何曾、王愷，都沒有什麼好形象。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儘管歷史上對於奢侈浪費行為的抨擊不遺餘力，但是，古人卻從來沒有想到通過對奢侈品徵稅來個“寓禁于徵”，抑制奢侈行為。

　　中國早期的稅收，無論是秦漢的算賦口賦還是其後的租庸調，本質是人頭稅，與奢侈品和奢侈行為無關。而在徵人頭稅的同時，政府還通過專賣等制度謀取利益，暗取民財，比如漢武帝時期的鹽鐵專賣。無論食鹽還是鐵器，都是生活必需品，鹽鐵專賣就是對生活必需品的強制徵收。到了安史之亂後，兩稅法實行，人頭稅性質為主的稅制向財産稅為主的稅制轉變，這種轉變沒有改變向必需品徵收的趨勢。宋朝實行嚴格的食鹽、酒、醋、茶專賣，專賣收入佔據政府收入半壁江山，專賣物品中，除了酒以外，都是生活必需品。食鹽甚至到民國時期還是政府最重要的稅源之一。

　　古代對於生活必需品課稅而對於奢侈品不課稅，主要與徵收成本有關。在唐朝財政危機的時候，理財家劉宴就説：“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劉宴在説這句話之前，他通過向食鹽加收重稅而得到了大量的財政收入，使唐朝渡過了財政難關。因為食鹽是人們生活必需品，政府只要控制生産或銷售的某個環節，人們除了服從就別無選擇。流通中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就像食鹽一樣，缺乏彈性，政府可以強行徵收。這其實是以犧牲稅收的公平來實現徵收的效率的。這種做法成為一種路徑依賴，貫穿中國王權社會的始終，人們習焉不察，全然不知其中的弊病。

　　這種情況在清末有所轉變。清朝末年，曾經去英國、法國實地考察的馬建忠給李鴻章上書説，“西國重徵旱煙而不徵食鹽，蓋食鹽為貧富所用，故馳其禁，若水旱煙非日用所需，故徵析秋毫。”在清朝，鹽稅是政府收入的支柱之一，其收入一直佔清朝總收入的10％以上。通過對比，馬建忠看到了中西稅收徵收上的最大區別點。

　　從馬建忠開始，人們逐漸形成這樣一個共識，就是公正的稅收應該是向奢侈品課稅，而對生活必需品降稅或免稅。但這種理想至今也沒有完全實現。今天，在西方諸國對於食品、普通服裝等都免稅的情況下，我國生活必需品並無免稅。奢侈品固然在增值稅外還課以消費稅，而背負增值稅或營業稅的必需品的稅率也不輕。

　　這就是説，即使今天，降低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的稅率仍然應該是稅改的目標。

　　但從前日進口奢侈品降稅的爭議的具體情形來看，要求降低一些進口奢侈品的稅率的要求卻也不是毫無道理。

　　稅收上所説的奢侈品是以非生活必需品來定義的，而生活必需品又往往是由關稅的稅目定義的。生活必需品顯然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關稅的稅目卻往往落後於變化的形勢。事實上，隨著社會進步，人們生活必需品的範圍不斷擴大，人類物質生活的進步過程，就是奢侈品不斷變成生活必需品的過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是一個普遍的趨勢。原來被認為奢侈品的物品，往往由於科技創新、經濟發展以及人們收入的增長而變成了必需品，比如汽車，電話，電腦，進口奶粉等，現在多成為必需品。奢侈品已經成為生活必需品了，其稅率當然應該降低。

　　已經成為生活必需品的物品仍然按照奢侈品課稅，就會因為高稅率造成的高價格而妨害需求，這是關稅政策造成的奢侈品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奢侈品，一旦關稅降低，價格降低，那麼，就會需求大增，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必需品。將已經成為人們生活必需品的物品，從奢侈品稅目中刪除，按照必需品徵稅，恰恰體現了生活必需品應該低稅的稅收原則。

　　弄清這些關節，奢侈品應不應該降稅就好理解了。只是到底哪些奢侈品已經具有必需品的性質，需要降稅，需要認真甄別對待，這裡有巨大的博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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