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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勇
上半年的中國經濟交出了一份基本滿意的答卷:國內生産總值增長9.6%,經濟保持較快增長,滯脹的擔憂並沒有成為現實。但是,消費物價指數(CPI)上半年為5.4%,特別是6月份達到6.4%,創3年來新高。豬肉價格6月份更是同比增長57.1%。通貨膨脹壓力之下,對物價敏感人群也在擴大。要完成全年CPI控制在4%以內的目標,難度很大。
按照一般的邏輯,既然豬肉價格對CPI影響那麼大,那麼首先應該找“老豬”是問。的確,擴大豬肉供給,豬肉價格上漲壓力就會下降,但是,豬肉價格就會一路狂瀉嗎?細究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其中諸多因素僅靠“老豬”是無法消除的。養豬的成本在增加,飼料成本上升,人工成本上升,這都是“老豬”之外的因素所造成的。再追問下去,我們可能就會發現飼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上漲的其他原因,特別是其中的貨幣擴張因素。
貨幣過量發行是通貨膨脹的最基本原因。雖然,在短期內,過量發行的貨幣可能被實體經濟所吸收,或者停留在構成有效需求的路上,但是,過量發行的貨幣最終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永遠是一種貨幣現象,並不會因短期內物價未發生大的變動而改變。就像現在的美國,已經實行了兩輪量化寬鬆政策,最近貨幣政策還在醞釀第三輪擴張。經濟的全球化和美元化幫助美國消化了不少過量發行的美元,但流出的美元最終還是會回流美國的,到時我們再來看,那時的通貨膨脹絕不會是溫和的,而一定是來勢洶洶的。
當前中國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大與貨幣的過量發行不無關係。超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太大。雖然銀行強制結售匯早已取消,但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面前,各种經濟主體沒有理由把外匯留在自己手中。中央銀行因結售匯被動發行貨幣已經有17年之久,因此多放出的貨幣,早已在市場中興風作浪。中國所特有的“一行三會”宏觀金融管理體制,使得銀行放貸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為中央銀行所左右。數年來銀行信貸規模的快速膨脹也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意味著游離于央行之外的貨幣擴張程度在加深。央行束手無策之下,有了宏觀金融審慎監管的探索。但是,監管本來是微觀的事,是為了保證所監管金融企業的正常運轉和安全運行而進行的。宏觀金融審慎監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以干預金融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為前提的。
由於缺乏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利用已經發揮到極致。在市場經濟中,本來不應該常用的存款準備金工具被頻繁使用,甚至還“發明”了“動態差別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明顯地,這是微觀干預的表現。貨幣政策捉襟見肘,穩健貨幣政策的含義令人費解。説它是緊縮吧,外匯儲備方面又釋放出大量的貨幣;説它是擴張吧,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的一再提高又説明它是在緊縮。
貨幣政策的問題還可以列出許多。在對內貨幣緊縮之際,國內中小企業資金短缺,民間利率居高不下,如不加以審慎處理,中小企業一旦紛紛倒閉,會對就業帶來很大的衝擊。此時,我們需要反思一個問題:貨幣擴張時,好處為誰所獲得?貨幣緊縮時,又是誰在代為受過?貨幣政策作為主體受益者與受損者的不匹配,也表明不同企業所需要的金融環境是有差別的。如何用心呵護,造就良好的金融生態,還需費心費力。
物價高企的背後,是各种經濟主體之間的角力,你漲我也漲。但是,這只是表象,歸根到底還是要從宏觀金融管理體制那裏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如何改變貨幣的被動發行,這是中央銀行需要首先解決好的問題。
此外,美國聯邦政府國債發行上限已經達到,如不突破,國債有違約的風險。歐盟主權國家債務危機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外圍國家的債務危機最終是否會導致德國和法國的債務危機,尚不得而知,但問題的嚴峻性,已經迫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搭配問題了。歐元區宏觀經濟運行最大的問題之一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匹配,即貨幣政策統一,財政政策各自為政。這對中國的啟示也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財政政策是要繼續維持擴張,還是要轉向緊縮?貨幣政策走向不明,給財政政策的選擇帶來了難題。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現代財政制度建設。至少以下幾點是可以著手來做的:構建規範的政府間財政關係,讓總體上可控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規範財政支出制度,進一步提高財政透明度,即使財政收入下滑,也能夠保證公共服務改善的需要;改革政府收入制度,在規範非稅收入的同時,促進稅制結構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