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

　　“李娜奪得法網冠軍説明，允許球員職業化單飛，給予激勵機制、靈活性和自由度，能讓運動員潛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同時能減輕國家負擔。這給中國金融界提了個醒，經濟結構調整除了需要政府主導推動外，也需要發揮自由的金融市場的作用。”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黃益平教授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專訪時，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認為，多年來，中國通過各種途徑維持經濟高增長。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以財政、金融政策全面支持經濟增長，經濟增速雖得以保證，但後遺症已開始浮現，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其中，經濟結構調整所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沒有金融市場的自由，經濟結構調整難以成行。如果經濟領域的舉國體制尤其是金融抑制的政策持續下去，不但未來投資回報將出現問題，金融風險也很難控制。”黃益平説。

　　據黃益平介紹，中國經濟幾乎具備所有的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徵，包括央行對主要的利率工具實施管制，政府仍干預信貸分配，國有企業對工業産出的貢獻已低於30%，但向其貸款佔銀行貸款餘額的50%以上，國有金融機構仍然主導中國的金融體系，政府對非國有機構包括外資機構的進入，執行歧視性的限制措施，政府仍干預外匯市場並控制跨境資本流動。

　　黃益平通過量化研究發現，20世紀80、90年代，金融抑制政策對經濟增長曾具有正面作用，但21世紀以來，金融抑制已成為明顯的負面因素，持續下去只會降低投資回報，甚至引發金融風險。“過去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讓經濟增速維持高位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埋下了隱患。”黃益平説。

　　在他看來，中國的銀行雖已進行了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上市等改革，但市場化並未真正實現，政府對銀行信貸行為依然直接或間接的産生影響，成為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8年經濟大幅滑坡，銀行卻大幅增加貸款，説明銀行沒有風險控制。”黃益平説，在經濟下行時，商業銀行本應收縮信貸規模控制風險，反經濟週期的工作應由政府通過財政來做，而不是商業銀行，但銀行與政府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使銀行不受資本市場規律的約束。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能夠輕而易舉為經濟效益低下的項目獲得銀行貸款、基礎設施項目重復建設、地方政府債務高企，就不足為奇“如果銀行行為沒有根本轉變，不受市場規則約束，這樣的情況還會再次發生，財政風險會繼續擴大。”黃益平説。

　　同時，市場化轉變對銀行自身盈利模式升級和治理結構優化都有推動作用。“銀行本身潛力很大，主要利用存貸利率差額的盈利模式完全可以改變並優化，不降低政府干預，銀行沒有壓力和動力去改。”

　　“嚴重扭曲的價格體制必須理順。”黃益平説。他表示，央行對主要的利率工具實施管制，實際存款利率很低甚至為負，投資者都願意以資金代替其他生産要素。“中國從十年前一個低收入國家，到如今很多産業成為資本密集型産業，這不正常，不符合我們的發展階段”。

　　黃益平對“金融大家談”説，一個部門的價格扭曲會造成另一個部門價格相反方向的扭曲，溫州等地民間出現超高利率，就是由於正規市場、銀行部門利率太低導致資金需求過剩造成的。

　　對外管制也是如此。黃益平認為，“資本項目不開放的成本越來越大”。比如居民不能投資海外證券市場、對外直接投資依然要經過複雜的審批程序等，已嚴重限制資金配置的最優化，加大了央行管理流動性的難度。

　　他説，根據國際經濟政策的三元悖論，即在自由的資本流動、穩定的貨幣匯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之間，三者不能同時成立，決策者只能選擇兩個。隨著經濟開放度的增加，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日益活躍，在匯率相對不靈活的前提下，一旦資本流動管不住，就只能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黃益平認為，中國目前已具備了資本市場項目開放的條件，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健康的財政與國際收支狀況，以及良好的金融資産質量和金融監管能力，遠優於印尼、印度和俄羅斯當年開放時的條件。但他同時強調，對於金融市場的改革，中國網球經驗可借鑒，但中國足球職業化的教訓也不可小視，市場化的條件和改革的次序必須充分考慮。

　　黃益平最後向“金融大家談”表示，根據其他新興市場的經驗，放開後風險最大的是證券投資，可以考慮在放開其他限制的同時，保留現有Q 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Q D 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的框架，允許個人和機構做跨境投資，但大幅度擴大投資規模並適當減少具體的限制，既能保證資本流動，又可以避免資本流動逆轉過快。(記者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