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經濟地理”此前曾做過一期“渭河圖治”的專題，對當下陜西省正在啟動的渭河治理規劃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探討，這是我們對中國河流流域治理案例探討的嘗試。

　　渭河是黃河最大的一條支流，在歷史上曾經深刻地影響了關中地區的興衰，也曾長期主導了中華帝國的歷史進程。而今，在國家西部大開發和關中-天水經濟區建設發展的多重背景之下，渭河的治理再次成為影響這一地區興衰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基於此，陜西省渭河治理願景的提出，也就不可能避免地具有國家命題的意義。

　　但事實上，僅有針對渭河陜西段的治理努力，是很難走出困局的。目前，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著名水利專家李佩成先生在內的一些水利界專家的看法是，渭河要得到根治，僅靠築堤修壩、疏浚河道是不行的，需要找到造成渭河淤積的原因。而渭河淤積的原因被認為就是因為三門峽大壩攔沙蓄水導致潼關高程抬升，從而造成渭河入黃不暢，泥沙淤積河床抬高。

　　所以，本期我們將目光再次投向三門峽大壩，及其背後三門峽這個城市。

　　對三門峽大壩的爭論，自其開始論證、建設就持續不斷，對其當時的決策失誤的反思已經很多，只是，三門峽大壩雖經歷多次改建，但直到今天都未能徹底改變大壩修建所帶來的破壞性效果，這也使得爭論持續了五十餘年，至今仍未能讓各方滿意。

　　概括地看，在三門峽大壩建成這半個世紀以來，一方面渭河的洪水災害越來越難以控制，陜西方面對此越來越難以忍受，不斷提出意見；另一方面三門峽水庫的出現，在庫區形成新的生態鏈條和利益鏈條，使得任何對大壩乃至水庫運用方式的改變都阻力重重。

　　這些似乎使得三門峽大壩成為黃河治理過程上的一個死結，包括黃河水利委員會在內的有關主管部門，只能任由其保持現狀。而問題只是被暫時擱置，卻從來沒有被完全解決。2003年渭河水災就再次引爆了陜西和河南方面圍繞三門峽大壩的爭議。

　　三門峽大壩爭議的實質是流域治理的問題，對此問題解決的原則共識是：要兼顧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需要有效的流域治理機制。被當做世界河流治理經典案例的是澳大利亞墨累-達令河，此前也曾面臨著嚴重的上下游爭端問題，而該流域的協商治理制度和水權轉讓的嘗試，控制、解決了各種爭端。

　　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流域管理機構與各個地方共同努力，建立一種各方都能接受而且符合全局利益的流域治理機制。而從三門峽大壩引發的半個世紀的爭議，我們應該得到教訓：對於流域治理中所牽涉的問題的解決，如果拖得越久，不但因為形成的既得利益鏈條而使得最終解決困難重重，而且，經過多年形成的生態鏈條、人文鏈條，更加讓糾錯的成本更大。

　　一旦形成新的流域利益格局，要改變它就不再是一個小小的水利問題，而是事關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地區生死存亡的事情。

　　在陜西省提出的渭河治理方案中，“引漢濟渭”的方案背後，就體現了陜西省對改變黃河水權分配現狀的一種努力，在中國當前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背景下，城市、工業用水量不斷攀升，與此同時，各大流域水量不斷減少，甚至出現斷流。這使得圍繞主要河流的水資源分配問題，地方之間的爭奪愈演愈烈，辦法也越來越大膽、新奇。

　　是正視黃河流域治理困局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