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N記者 郭安麗 北京報道

　　近期決策層近期頻繁對通脹作出表態，“控制通脹的政策已經起作用”，但同時表示“4%已經難以實現，要上調通脹控制線”。國信證券發展研究總部研究赫鳳傑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表示，從近期的情況看，通脹形勢嚴峻依舊，旱情、肉價、房價、電荒，以及糧價、菜價等等産品的漲價都為6月份通脹形勢蒙上了陰影，預計6月份通脹仍將創下新高，或接近6%，三季度仍有上衝動能，很難降至5%下方，全年出現前高後平態勢。分析人士指出，在經濟增速趨緩的背景下，在治療通脹問題上，我國應依憑戰略思維和頂層設計推進，貨幣政策和多種政策工具同步使用。

　　中國通脹的持續性因素正在增多

　　6月23日和2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李克強分別在不同場合表示，對於國內面臨的通脹壓力，中國把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此前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負責人也就當前的價格形勢，在今年首次做出回應，並同時透露6月CPI同比漲幅將高於5月，下半年由於翹尾的快速回落，CPI將高位回落。

　　但業內人士分析，中國下半年的通脹形勢不容樂觀，中國通脹的長期持續性因素正在增多。

　　赫鳳傑向本報記者表示，國內通脹的長期持續性因素正在增多主要表現在貨幣增發，資産價格居高不下和商業運營環境有惡化趨勢等幾方面。

　　業內人士分析，長期的高速貨幣發行導致目前累積的流動性存量較大，大量的流動性難以在短時間內有效收回。同時，大量週期長、規模大的中長期項目對後續資金的需求必然會對信貸投放規模的壓縮形成較大阻力，因而造成較大的信貸投放慣性。

　　“資産價格居高不下間接推升通脹。過去十年，全國的房價平均上漲了500%，一些大城市漲幅超過1000%。房地産價格大幅上漲，直接提高了商業地産的租金價格，增加了經營成本，最終體現在産品價格上。”赫鳳傑向本報記者表示，居住成本的上升還帶動了工資上漲要求。

　　由於商業運營成本的不斷上升和市場環境的惡化，不少民營資本將自己的産業資本變成投向房地産、大宗商品市場或直接逐利型高息放貸那樣的金融資本，而沒有出現社會所期待的放棄低附加價值産業、走向高端的結構調整的效果。

　　赫鳳傑認為，受此影響，房價泡沫日漸積累，大蒜、綠豆、生薑等生活基本必需品陷入了被輪番炒作的漩渦。這些都直接帶動了CPI的上漲。

　　另外，赫鳳傑提醒，還要認識到全球性通脹對中國通脹的影響。美國的政策在左右全球的通脹形勢，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更多扮演了“通脹接受者”角色。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之一，美國的兩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主導了全球流動性氾濫，並引發美元貶值，大宗商品泡沫再起。相形之下，以中國當前對外依存度看，中國的通脹還不是最為嚴重的，但隨著5月份美國通脹率突破2007年10月份危機初發期3.5%的臨界高位，屆時，中國“輸入型通脹”將會再度來襲。

　　運用財稅手段對抗長期性通脹

　　7月7日央行宣佈再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後，金融機構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達3.5%，一年期貸款利率達6.56%。

　　分析人士指出，在經濟增速趨緩的背景下，央行宣佈再次加息，凸顯出當局堅決抑制通脹的決心。

　　不過，赫鳳傑認為，認識到中國通脹面臨的全球性和長期性，基本可以判斷，僅憑藉中國央行對貨幣政策的調控是不足以應對的。面對日趨增加的潛在漲價力量，必須謀求其他政策工具的同步使用。

　　“應該更多地看到通脹背後的全球性、長期性問題，立足於促進生産、擴大供給、方便流通，不單純依賴貨幣政策，更多運用財稅手段共同推進通脹治理。”赫鳳傑説。

　　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測算，“過路過橋費”在商品價格中的佔比大約為4%~10%。“這種傳導在農副産品上的表現尤甚，比例也會更高，為控制通脹，必須徹底清理這些收費，要取締各項不合理稅費，降低流通成本。”赫鳳傑向表示，通過減稅來降低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生産成本，繼續鼓勵民營資本做自己擅長的實業，讓大量産業資本重回實業舞臺，增加供給，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通脹形勢。

　　另外，赫鳳傑還認為，發揮民營金融機構的專業化資源配置功能去吸收今天大量存在於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産業資本，然後配置到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實業投資項目上也是一種有效手段。

　　目前，我國已經具有足夠的財力進行這些措施，應抓住機遇在改善實體經濟運行環境方面做一些文章，引導産業資本回歸實體經濟舞臺，從而遏制投機炒作之風，有效增加供給，做好對抗全球性、長期性通脹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