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寧遠

　　最近，就是否下降奢侈品關稅的問題，商務部與財政部之間有了一些饒有興味的爭論。

　　奢侈品的定義比較複雜，一種中國人大略可以接受的説法可見魯迅先生的名文《藤野先生》中的描述：“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係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

　　但“物以稀為貴”的通則在現代經濟，尤其是全球化商業氣氛之中卻不是奢侈品市場形成的唯一砝碼。比如這次商務部提出的要降稅的手錶包包之類奢侈品，就並非是什麼很稀罕東西，而是一種市場競爭形成的品牌。

　　中國可以做出很多塊手錶和很多只包包，但絕大多數都不可能成為奢侈品，這就不是商務部提倡降低稅收可以解釋的了。雖然從國際市場來看“物以稀為貴”的奢侈品時代並未完全消失，但即使中國有“物以稀為貴”的産品，中國也沒有世界性的奢侈品品牌，而這更不是降稅與否爭論可以回答的了。

　　比如酒，中國有的是好酒，可沒有一種酒可以像拉菲那樣以貴風靡全球。中國貢獻給人類最好的飲料茶葉，也總是被質問為什麼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茶場，卻沒有一個全球著名的品牌？

　　先説好酒。中國國酒茅臺的價格遠遜於法國的頂尖紅酒，一種普通的拉菲，在市場上都可以賣到5000元人民幣以上。而從“物以稀為貴”的角度説，茅臺一點不差，更不差到要在價格上遜色三分乃至八九分。問題還不在於價格的劣勢上。今年初茅臺漲了點價格，就齊齊被腐敗論罵死。而法國價格昂貴的紅酒要是也漲價，不僅不會挨罵，更不會被法國人民拿來證明法國資本主義腐朽。相反，它卻成為法國人代表世界生活時尚和潮流的驕傲。茅臺為什麼不能被我們拿來證明這是帶給世界的生活方式呢？姑且就説，白酒烈性，少了紅酒的溫柔，所以怪不得它不是世界口味潮流的領先者。

　　但茶葉在中國的歷史中綿延流長，為什麼中國也沒有出受全球歡迎的品牌呢？實際生活中，中國人飲茶時“物以稀為貴”的習慣是十分強大的——以喝某地茶為絕對正宗味道，這在我們的生活中處處可見。比如安徽的黃山毛峰必須産自原黃山徽州府下轄岩寺鎮某個村落的某幾棵樹；而都是福建武夷山上的大紅袍，也必須分山南和山北，甚至是哪一片山坡的。至於杭州的獅峰龍井是否一定各種品質高於排名第二的黃山太平猴魁，不是太要緊，要緊的是某個時間段、在某幾棵樹上採摘的茶葉，由某幾位炒茶師傅做好的茶葉。

　　這樣的習慣形成了一個古怪的結局，那就是這些茶葉可能已經是奢侈品，但卻是量小的非賣品：在前現代時期以上貢給皇家為目的，到今天只能作為招待國賓專用。影響很大，但只是雷聲大雨點小，無法轉化成市場行為下的商業模式。

　　相反，沒有“物以稀為貴”茶葉的英國卻有世界級品牌，這個國家日常必備的早餐茶是一種淡化茶葉原産地的拼配茶，由印度阿薩姆茶(取其濃度)、錫蘭茶(取其滋味)、肯尼亞茶(取其色澤)按比例拼配。與中國茶莊手工和作坊方式不同的是，英國為追求更高的利潤混合出來的茶葉，卻有統一味覺的質量標準。而中國的茶葉至今也沒有這樣的標準，更無按照這樣的標準生産的茶葉大規模生産和銷售。

　　這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茶葉品牌形成之路。一條目前走向市場化，以口味質量標準統一形成市場規模，最後誕生出茶葉中最好的品牌；一條走向神秘，以“誰在喝，誰喝得上”為口碑相傳，從而形成稀缺資源及權力主導下的産品流通。前者當然是以佔領市場而獲得利潤為第一目標。後者的産品可能也在追求某種暴利，但更像是一種權力主導下的專屬奢侈品。這樣的操作模式不是商業行為，而形同傳統中國的貢品體系。這也是茅臺酒的價格現在嚴重低估，卻不能漲價的原因。因為它和中國最好的茶葉一樣，都不是市場交易價高者可得的奢侈品，而是貢品體系的産物。

　　而貢品的背後，只有權力，沒有商業交易。茅臺酒是貢品體系如今最為形象的余脈所在，因為無人可以買到封存在茅臺酒廠酒窖裏的專供酒，即使你出天價。

　　(作者係獨立財經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