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金坤

　　最近一段時間多家媒體報道了北海律師被拘事件，不妨再簡略回顧下事件發生的過程：四名律師在為一起故意傷害致死案辯護中，涉嫌律師偽證罪。該案中，被告人原先供述，在路上打傷被害人，再劫持到水産碼頭打死拋屍。後律師介入，申請3名證人出庭作證“被告人無作案時間”，被告人亦翻供“否認在水産碼頭打死拋屍，之前的有罪供述是因被刑訊逼供”。警方重新調查，傳喚證人，被告人也改回口供，且都指證是律師教唆，四名律師遂被調查，三名證人亦被刑事拘留。

　　該案涉及律師之多，牽涉之廣，為司法史之最，且涉被一向詬病的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故全國律師組團去北海辯護，。

　　就目前媒體報道出來的案情，筆者看來，這起是從故意傷害案中引發的律師偽證案，起碼存在三大可疑之處：

　　一、碼頭打死拋屍是否屬實？該故意傷害案的離奇之處是，碼頭拋屍這麼重大的情節事實不清，僅有被告人口供，而該口供反復、不穩定，與屍檢報告亦有不合，與證人的出庭證言也相矛盾。故該情節，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應該繼續補充偵查，以其他客觀證據來印證事實。如果沒有其他客觀證據的佐證，則應存疑不起訴，視為該情節不成立，相關律師偽證罪的指控也應隨之撤銷。

　　二、證人證言該如何審查？本案中，證人先作證被告人無作案時間，後警方介入，證人改口，被以偽證罪追究。試想，如果證人再次改口回來，如何辦？是否要定警方偽證罪呢？司法經驗表明，判斷證人證言真偽，要建立交叉詢問機制，通過法庭上對證人的全方位發問，澄清疑點，而不是通過控制證人來審查。

　　三、偽證的標準是什麼？何為偽證？當然是以真證為標準，而真證應該是通過質證、由法庭認定的證據。本案中，警方以被告人原先供述為真證，凡是與原先供述不合的，都是偽證，顯然這是錯誤的。試想，如果被告人原先的供述是假證，譬如刑訊逼供取得的，再以此為據，去追究偽證，豈非黑白顛倒？

　　除去法律技術問題，此案件讓律師界最在意的，是其存在得反映刑訴法制度性的不足、以及北海在辦理該案過程中出現的藩鎮化的傾向性。

　　以權代法的傾向會使得法律岌岌可危，這種傾向尤為值得警惕和抨擊。首先是司法行政化。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的“命案必破”考核，對幹警的壓力很大，從而容易誘發不擇手段破案，譬如刑訊逼供，譬如隱匿無罪、罪輕的證據，譬如以打擊證人、律師來辦成“鐵案”。本案中，公檢的辦案思路，就是抓捕證人、律師，消滅反對意見，而不是以客觀證據説話。

　　其次是司法權力化的傾向。司法人員沒有根據法律來辦，而是根據領導的意思辦。譬如，律師團在北海辦妥委託手續，去看守所申請會見被告人時，被看守所幹警以“領導説了算”“情況特殊”“我也要吃飯”等理由拒絕。公安幹警為保飯碗，寧願聽領導，也不願意遵守法律，公然違法。而根據法律規定，在案件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憑三證“律師證、介紹函、委託書”即可會見。

　　最後，“司法藩鎮化”的傾向更值得警惕。

　　司法的藩鎮化，是指公檢法司都在統一機構領導下，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地方權力説了算，讓法律的執行大打折扣。譬如，本案中公安、檢察機關緊密配合，追究偽證，而對涉嫌的刑訊逼供不聞不問。譬如，北海司法局和律協開會，要求不接觸外地律師。譬如，北海媒體對案件的不全面報道。通過以上種種手段，領導全面掌控案件，是實際上的最高司法官。這種以權代法，破壞了法治原則，使得法律不能成為公器，而淪為權力的附庸。

　　據目前媒體所報道得情況，在北海事件中存在地方權力決定地方司法的可能性很大。事實上，如果地方行政領導政治清明，案件會公正處理，如果政治不清名，則案件會被操縱。所以，堅持法治，必須防止司法的藩鎮化，改革體制，司法獨立，讓司法人員服從法律。

　　作者繫上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