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林衍

　　近日，一條微博在互聯網上瘋狂流傳：中國，工資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館子最少100元，買條Levis牛仔褲 400元，買輛車最少30000元——夏利；美國，工資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館子40美元，買條Levis 20美元，買輛車最多30000美元——寶馬。

　　孫笛毫不猶豫地轉發了這條微博。

　　一週前，她剛剛結束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一個學期的研究生課程，特意穿著嶄新的行頭回國——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褲，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孫笛發現，這些東西在國內的價格分別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國太便宜還是中國太貴了！”孫笛向記者感嘆。

　　她清楚地記得，出國前她和朋友在漢拿山餐廳吃了一頓烤肉，點了3個菜，一共120元。回國後還是在同一家店，點同樣3個菜，價格卻變成了240元，“盤裏的肉還少了”。

　　這個，這個和這個，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來

　　著名財經評論員時寒冰與孫笛有同感。他最近還養成了一個新習慣——託人從海外買東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幣24000元的尼康單反相機，在國內，這臺相機的價格是4萬元。

　　事實上，儘管經常在各大電視臺評點財經大事，但在去年的美國之旅以前，他從沒想過中國的物價居然比美國還高。

　　動身之前，一個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國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國除了鈔票什麼也不要帶，東西很便宜。”

　　對此，時寒冰半信半疑，畢竟，他常常挂在嘴邊的一個數據是，“美國的人均收入是中國的34倍”。

　　但很快，時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磯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館裏，他們4個人點了份量很足的魚、蝦、蟹，結賬的時候卻只有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時寒冰以為老闆算錯賬，特意又問了一遍，結果朋友笑他説：“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場，就更覺得離譜了。”

　　這句話讓偏愛實證調研的時寒冰“決定改變行程”，他推掉所有遊山玩水的安排，專心觀察、對比中美物價。

　　對比的結果讓時寒冰大吃一驚：國內一套3萬元左右的阿瑪尼西裝，在這裡只要500美元就可以買到；國內標價4.6萬元的勞力士手錶，在美國不到4000美元；一台國內50萬元左右的寶馬Z4標價只有21000美元。

　　如果換一種比較方式，差距或許更加顯眼：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場電影只要10美元，分別佔美國人平均月收入的萬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國內，同樣的比法得出的數據是百分之一點三和百分之三點五，相當於美國居民負擔費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

　　在美國的商場裏，最人滿為患的地方往往是賣箱子的地方。時寒冰説，在新秀麗的櫃臺前，幾乎每個外國服務員都會説幾句簡單的中文，在國內售價為1500元左右的箱子通常標價70多美元。

　　“我前面的一個大哥一口氣買了12個箱子。”回憶至此，時寒冰忍不住笑了。

　　不止於此，因為商場裏的化粧品價格“過於便宜”，僅相當於國內同類産品的30%~40%左右，時寒冰還一度被夫人懷疑“是不是買了假貨”。

　　更為誇張的情景出現在LV這樣的奢侈品店，時寒冰記得朋友給他講了一個親眼所見的笑話，因為LV箱包這樣的奢侈品在美國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到中國顧客的瘋搶，一名中國客人曾指著店裏的三款LV包説：“這個，這個和這個，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來。”

　　通過這次為期半個月的走訪，時寒冰的調查結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務，比如理髮，或涉及知識産權，比如圖書音像外，美國商品的價格普遍低於國內，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國內便宜50%以上。

　　即使去買每平方米兩萬元的商品房，這個30歲的副教授也要奮鬥到60歲才能擁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産

　　回國後，時寒冰接連更新了十幾篇博文，專門記錄美國物價。

　　事實上，在這段對價格格外敏感的年月，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關注這一現象。

　　在美國生活的中國記者高娓娓在年初出版的新書中特意記錄下這樣一組數字：在華人超市，海蟹一打12隻任你挑，價格從5.99美元到12.99美元，根據季節質量而變。豬肉、豬排骨0.99美元一磅(0.4536 公斤)。泰國米50磅裝的，18美元左右一袋。大白菜，每磅0.50美元。西紅柿1美元1磅。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啤酒7美元。5個橙子1美元。

　　高娓娓告訴記者，在美國，即使算上房租，一個人的正常工資(月薪兩千美金)足夠養活一家3口人。

　　有趣的是，在對此現象困惑不已的群體當中，還不乏經濟學家。

　　同樣是在去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聶輝華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後。

　　相比于其他留學者，這個從江西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的年輕教師把更多目光投到了房價的對比上。據他觀察，在美國的二線城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價格40萬美元左右，這200平方米指的是使用面積，不包括附贈的前後院。

　　“換句話説，美國人所説的房子放在中國其實就是別墅。”聶輝華略顯遺憾地説，“而且一個中産階級奮鬥七八年就能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事實的確如此，據國際不動産代理商戈登羅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顯示：美國人買房不需要太長時間，邁阿密需要4年，紐約需要5.7年，洛杉磯需要5.9年。

　　而在北京，面對校園周邊每平方米超過4萬元的房價，聶輝華按照現在的工資計算了一下，即使去買每平方米兩萬元的商品房，這個30歲的副教授也要奮鬥到60歲才能擁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産。

　　“很多中國學生讀完博士不想回來不是因為不愛國，”聶輝華説，“他們是怕30歲讀成回來後買不起房和車，失去尊嚴。”

　　聶輝華還記得，在哈佛讀書的時候，花70多美元為自己買了一件哥倫比亞牌衝鋒衣，在國內，這件衣服要賣1500元。有感於此，他隨手寫了一篇博文《為什麼中國製造在美國更便宜》。

　　結果，一段時間後，有學生提醒他，“聶老師，你寫中美物價的文章在天涯論壇上被點擊了30多萬次，排在第一名。”

　　商品在出廠之前沒有區別，真正的區別在於出廠之後

　　聶輝華發現，在繁複的物價比較當中，兩組統計數據在有意無意中被忽略了。

　　一組數據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國幾乎實現“零通脹”，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一直在2%上下浮動，換言之，在經濟高速發展、個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時，“低通脹”也始終相伴左右，其物價之穩定從一個細節就可見一斑：自美元誕生百餘年來，美分作為最基本的貨幣單位，始終在市場上流通。

　　另一組數據是，近30年來，中國經歷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輪通脹，通脹高峰CPI的漲幅分別為18%、21.9%、8.7%和當前的6.5%，這意味著貨幣的購買力在不斷下降。

　　那麼，當今中國物價是否已經比美國還貴？

　　在這一問題上，幾位接受採訪的專家給出的結論是：相對於購買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國物價明顯高於美國，在絕對價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現了中貴美賤的情況。

　　究其原因，一個被廣泛提出的觀點是：在過去兩年多時間裏，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導致商業銀行貸款急速膨脹，致使國內廣義貨幣供應量已經超過美國20%多，從而導致同樣的商品在中國所對應的貨幣量遠遠大於在美國所對應的貨幣量。同時，在常年實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戰略下，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在現行的貨幣發行制度下，外匯儲備的增加必須要以基礎貨幣增發來對衝，從而再次增加了貨幣流通量，推動物價上漲。

　　但在這樣立足於宏觀經濟角度分析的聲音中，一些疑問也隨之産生。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微博專欄)3天前剛剛從歐洲、美國參與交流活動歸來。她告訴記者，在美國，不僅中國製造的産品遠比國內售價便宜，即使是美國製造，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比如她曾在美國加州一個機場商店購買的美制風衣，價格不到北京賽特商場裏同款風衣的五分之二。

　　左小蕾連續提出兩個問題。

　　同樣的成本，同樣的産品，如果産自中國國內，即使算上“出口退稅”的部分，也不該出現高於國外市場兩倍的情況。

　　反之亦然，如果産品來自國外，在WTO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關稅，也絕對不可能出現超過一倍的價差。

　　“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國際貿易規律，價格差有點過分了。”左小蕾説。

　　長期觀察中美物價關係的時寒冰對此現象的解讀是，“商品在出廠之前沒有區別，真正的區別在於出廠之後”。

　　他認為，國內商品價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藏在商品裏由消費者買單的額外交易成本。

　　在他看來，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稅負。

　　據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微博專欄)所作的統計，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兩倍。而在中國現行的稅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稅收來自於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剩下不足30%的稅收來自於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收入環節。

　　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哪國製造，只要流入中國就將背負上這些處於流轉環節的間接稅。

　　一個引人注目的數據是：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佈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徵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麼，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

　　其中，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

　　而且，相比于美國的商品價格往往會標明價外稅，中國的商品實行價內稅的方式，換言之，消費者只能看得到最終價格，卻看不到價格中有多少隱身卻逃不掉的間接稅。

　　“這樣消費者心裏也許會好過一點，但是糊塗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在目前中國商場裏出售的100元女性化粧品中，會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以及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佔整個女性化粧品零售價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産和運輸環節的間接稅收，保守地説，政府稅收對女性化粧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

　　又比如，一塊在內地售價為2700元的瑞士進口手錶，將包含17%的增值稅392元，30%的消費稅623元，11%的關稅267元。顯然，政府稅收對國外製造最終價格的貢獻也將近6成。

　　“或許政府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成了物價上漲的推手之一。”韋森説，“你順著這個邏輯推演，就知道這種價格的高企是如何轉嫁給消費者的了。”

　　在他看來，一個中國製造的産品，儘管不需要承擔遠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卻要在國內一路承擔重重收費甚至罰款。一個統計數字顯示，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紐約只需1.5元，而從上海運到貴州卻需要6~8元。

　　旅程還沒有結束。商品進入超市、商場後還要面臨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以及無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費用。

　　“總之見者有份，然後轉嫁給消費者。”時寒冰告訴記者，“但有錢人對價格不敏感，真正利益受損的還是廣大低收入群體。”

　　在韋森看來，物價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一種路徑是選擇政府主導投資拉動為主的發展策略，稅負的增加無可避免，另一種路徑則是通過減稅的方式藏富於民，同時走上降低物價刺激內需的發展道路”。

　　“買自己的東西能買得便宜點，這個要求高嗎？”韋森反問道。

　　24歲的孫笛並不了解這些國家戰略上的分歧，她只是覺得“不敢再在國內買好東西了”。離回美國還有一個多月，閨蜜們便忙不跌地給她擬好了長長的代購單，其中，最搶手的東西是被很多中國人視為奢侈品的Coach包，在美國，它的價位在200~300美元左右。

　　如今，已經有7個閨蜜預訂了這款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