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裁卡恩在紐約因涉嫌性侵犯被捕宣佈辭職以來，圍繞IMF總裁人選的爭議熱鬧非凡：歐洲國家表示，新的IMF掌門人還是應該來自歐洲，並一致支持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接班卡恩。而代表新興市場體的金磚五國則聯合聲明，要摒棄新任總裁必須是來自歐洲國家的成見。這看似體現了IMF的權威、作用，以至大家都爭相搶坐總裁這把交椅。但恰恰相反，爭議的背後預示著IMF的作用或已日漸式微。這是由它治理結構、運作模式、實際成效和可替代性等所決定的。　　作為全球最大的世界性金融組織之一的IMF是二戰的産物，與同屬全球性大金融機構的世界銀行在同一時期成立，是戰後重建計劃的一項金融安排。但它一成立就留下深刻的歐美烙印。它的主要設計者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和美國前財政部副部長懷特，也是美國主導下“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一部分，因而在治理結構、制度安排、工作機制等方面，處處體現歐美人的意志。自成立以來，IMF總裁就由歐洲人擔任，而美國人則穩坐世界銀行一把手的位置，他們彼此約定成俗、默契配合，形成慣例，其它國家雖有不滿，但也難奈其何。

　　在具體運作上，IMF對重大事項的研究實行會議制度，如每年一次的理事會，每週三次的執行董事會，以及介於這兩者之間的“臨時委員會”和“發展委員會”每年開2—4次會議。這些會議的最終決議都需投票通過，一般性的議題須半數以上投票通過，而重大議題則須85%的通過率。由於美國佔了17%的投票權，它就享有實際的否決權。正是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使IMF作出的改革難以符合公平正義，難以惠及最廣大國家和人們根本利益。

　　IMF成立的最初目的是推動建立二戰後新的、更為穩定的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實現世界經濟的發展，但由於其結構的矛盾和運作的傾向性，使IMF的成效大打折扣。例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拉美國家因接受附帶經濟自由化條件的IMF援助，不但未能使這些國家走上經濟成功之路，反而導致其陷入90年代接連不斷的金融動蕩之中，加深了受援國對IMF的怨恨。相反，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因馬來西亞未接受附帶苛刻條件的IMF援助，而在兩年後很快走出危機，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近幾年來，美國多次對我國匯率政策提出批評，而IMF也發表過報告，認為我國幣值低估，間接地幫助美國施壓我國人民幣升值。由此可見，IMF的運作滲入了太多人為的因素，其公正性已受到爭議。

　　IMF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經濟實力雄厚，如果施以援手，對一國經濟走出危機、走上正軌，不是難事。這次卡恩出事，歐洲國家之所以一度慌亂，就是怕IMF削弱拯救歐債危機的工作成效、怕影響到它對目前正處於困難的葡萄牙、希臘乃至其它國家的援助計劃的執行。這之前，卡恩在解決“歐豬五國”債務問題上起了很大作用。但這是歐洲國家的危機，作為一貫由歐洲人掌權的IMF不會撒手不管，而亞洲國家、非洲國家、拉美國家等發展中國家，則難以享受到如此待遇。更多的國家也就開始尋找其它可替代的途徑，成立了許多區域性、地區性的經濟合作組織或金融機構，而歐美國家也有許多的合作性金融組織。規模較大，影響也較大的有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組織，等等，均在一定程度可以替代IMF的經濟援助作用。此外，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推行，國與國之間也更加融合，雙邊的或多邊的合作越來越多，可相互幫助和促進。在這種情況下，IMF的作用和影響力也就不如以前。

　　本月底，IMF新總裁就要見分曉了。雖然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認為拉加德會當選，但不論誰當選，只要不從根本上改革治理結構、運作模式，IMF就很難擔負穩定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世界需要的是一個能客觀反映和適應現實經濟格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