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郭美美事件還陷於一團迷霧之中，連當事人究竟是誰都還難以確定，但一些已經明朗的事實為我們勾勒了事情的大致輪廓：有個網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在微博上高調炫富，網友挖掘出的某些跡象顯示，她的鉅額財富很可能是2008年以後才獲得的，她在微博上宣稱自己是商業系統紅十字會高管，並且這一宣稱得到了新浪實名認證程序的支持，也得到了被挖掘出的一些資料的印證，在得到有關方面的警告之後，她迅速否認了自己與紅十字會的關係，而同時，幾個關注和挖掘其背景的論壇帖子和微博賬戶被關閉了。

　　在慈善機構缺乏財務透明制度的背景下，每一個曖昧線索自然都會引發這樣的懷疑，它從未以可驗證的方式公佈每筆善款的來龍去脈，也沒有接受具有公信力的會計事務所的定期審計。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國慈善業的轉捩點。大地震先是激發起了極大的捐助熱情，隨後當人們冷靜下來，便開始審視這些鉅額捐款是否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到達了他們想幫助的災民手裏，一些評論者曾善良地希望，這一全民關注能夠推動官方慈善機構建立透明化制度，但幾年來的情況表明這方面還需努力。不僅如此，在目前職業誠信普遍缺乏、財務透明化得不到保障的市場大環境下，即使政策容許民間慈善組織的發展，大型慈善組織也未必能滿足捐助者對透明度的要求，慈善業的未來發展，恐怕只能另謀他途。

　　從抽象的性質上看，慈善與其他消費/生産行為沒什麼不同，消費者（捐助人）付錢給某個生産者（慈善組織或受助者），換得某種結果（比如受助者生存狀態的改變，或某種疾病的消除等等），在小規模的零星慈善活動中，生産者常常就是受助者本人，比如我付錢給某位窮人，要求他把這筆錢用於孩子上學，那麼，他把孩子送進學校的舉動，便産出了我所消費的産品，但在規模化慈善業中，常由慈善組織扮演生産者的角色，它們拿了捐助人的錢，去按後者的意願改變世界的狀態。但慈善業有個十分特殊的地方：作為消費者的捐助人，難以在物理上直接感知到其消費的産品是否真的被提供了，不像他們消費蘋果和牛排時，咀嚼食物的過程，便可真切地感知到他們究竟消費了什麼；這一點與信託很像，當諾貝爾在病榻上將錢交給受託人時，儘管他努力在遺囑中詳盡規定其消費內容，可一旦撒手人寰，這筆錢所買到的東西，還是無法與其意願完全吻合。

　　所以，和信託一樣，規模化慈善業的有效性高度依賴於普遍的職業誠信、可靠的契約執行保障、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和會計/審計制度，還有可信的定量統計手段，來衡量捐助意願的實現程度，所有這些，都是成熟市場中的高級制度元素，不僅對制度環境有很高的要求，其本身的成本也很高，當這些條件缺乏、或者捐助人不願承擔其成本時，便只能尋求其他途徑。

　　在古代，慈善組織的誠信是通過一些極端的文化元素來保證的，那時候，無論東西方，捐助人常把善款交給那些嚴格實行禁欲主義和獨身主義的宗教團體，這是因為，嚴格的禁欲、獨身和苦行戒律，是當時唯一能夠信賴的善款不被濫用的擔保，這些戒律掐斷了濫用善款的主要動機。當然，未必只有苦行戒律能夠實現這樣的功能，慈善組織或許能找出其他等價的方法，那就要看他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了，另外，無須經過慈善組織的個人直接捐助也是當下可行的選擇，但流行于成熟市場社會的那種大型慈善組織，看來並不是理想的學習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