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荒田

　　吉龍村背靠黃盆嶺，60年前算得山清水秀。駱家輝比我小兩歲，假定他不是在西雅圖而是在吉龍村第25號的青磚瓦房（俗稱“樓仔屋”）裏出生，並在村里長大，那麼，我和他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可能打過交道。

　　今年春天至今，美國乃至全球華人傳媒的一大熱點，是美國現任商務部長駱家輝被總統提名為駐華大使。中國人興高采烈，不但廣東臺山市吉龍村的鄉親與有榮焉，趕到駱家輝的“六叔公”駱耀章的居所道喜。連遠在浙江義烏的同姓人士也強調，這位英文姓氏為Locke，乍看和Smith、Cooper並不兩樣的美國人，是唐朝著名詩人駱賓王的第36代孫。

　　我是駱家輝的小同鄉，也想“同裏銘旌”一番。可惜駱家輝和我、我家沒有任何淵源。不過，這不妨礙我浮想聯翩：假如童年時和駱家輝相遇，會是怎樣的情景？

　　吉龍村屬長塘鄉，位於我兒時所在的水步鎮近郊，以長約300公尺的青石板路，和小鎮中心唯一像樣的中華路連接。路旁的山崗，像蹲伏的老虎，故名虎山。虎頭所對，是長塘鄉的村莊。吉龍村背靠黃盆嶺，60年前算得山清水秀。駱家輝比我小兩歲，假定他不是在西雅圖而是在吉龍村第25號的青磚瓦房（俗稱“樓仔屋”）裏出生，並在村里長大，那麼，我和他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可能打過交道。

　　我家在中華路中段開文具店“永益隆”，每年春夏兩次，逢上周邊小學校即將開學的墟期，店裏擠滿老師、學生和家長，我這個學校二年級生也站在櫃臺後幫著拿貨，收錢，踮起腳尖把作業簿遞給對面的顧客。駱家輝也許會隨著母親，進店來買7分錢一本的描紅簿，那是我父親用木格印製並制訂的，還有9分錢一瓶的三角牌墨汁、5分錢一張的“公仔紙”。從61歲的長相逆推到六七歲，他是本色的農家孩子，特徵是敦實，人中不會缺少鼻涕的白痕，牛頭褲的褲筒一邊高一邊低，溪邊捉魚、坡上逮蚱蜢，林子裏用粽子粘知了，這些肯定內行。

　　還得説虎山，這是長塘和水步墟的野孩子的楚河漢界，墟裏的孩子在這裡有兩大壯舉，一是放風箏，二是打野戰。如果駱家輝是長塘小學初小的活躍分子，他一定和我們在山巔鬥過風箏。我們的“鹹魚頭”，拖一條驕橫的大尾巴，在沒有電線橫過的天空招搖。“長塘仔”們則放一隻蜈蚣，兩隻風箏挨近，糾纏，惡狗般互咬。兩堆孩子拼命吆喝，怒罵，死命拖著線，非要把敵人的風箏“斬首”。駱家輝和我分屬兩個營壘，他拍手笑時我紅著臉罵娘，反之亦然。至於打野戰，便頗有真刀實槍的味道，我們在巷子裏“玩三英戰呂布”時使用的木制青龍偃月刀、丈八蛇矛、紅纓槍，都帶來了。“長塘仔”沒帶兵器，但膽子賊大，擅長就地取材，以黃泥塊強攻。黃昏的惡戰結束，山崗上滿是泥塊和折斷的冷兵器。雙方架著臉上流血、額頭腫包的傷兵回去，遠處，是媽媽們悠長的呼喚：“死仔包，再不回來，不留飯，餓死你！”我不知道駱家輝在這樣美妙的戰爭中，充當衝鋒陷陣的卒子還是運籌帷幄的司令？從他成年以後當州長和部長的歷練倒過來看，當孩子王他可是當仁不讓，

　　不過，以上的虛構，有一極緊要的前提：假定駱家輝的祖父在美國為白種富人當僕人，每年準時寄上美元，贍養在吉龍村的兒子和兒子的兒女們。只有這樣，駱家方可維持小康，他才能上學，進墟裏買文具，下了課在虎山和吃國家糧、領工資的“鎮裏人”的孩子幹仗。如果光靠務農，駱家便淪為赤貧，儘管“貧農”被列為依靠對象，但饑餓不會對“好成分”另眼相看。駱家輝到6歲上下，就得去放牛，採豬菜，單薄的背脊上背著吃奶的妹妹。

　　再設想下去，駱家輝這個華僑子弟，從長塘小學畢業後，應能進入本縣的最高學府—一中，從初中到高中，成為我的校友。以他的資質，這一條是打得保票的。從年齡推算，到“文革”爆發的1966年，他16歲，正在念高一。我這位學弟可能和我一樣，參加“文革”，胡鬧兩年，然後回老家去了。從此，吉龍村敲響出勤鐘後，懶洋洋的學大寨隊伍裏，多了一位英挺的青年。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他得和泥疙瘩打交道，為期至少一兩年。

　　在吉龍村躬耕的青年駱家輝，可能有幾條出路：靠祖父的財政資助，偷渡到香港去；憑貧農的成分，當兵或參加“路線教育工作隊”去；憑他的機靈，當上學“毛著”的標兵，然後坐“直升飛機”當官。不過，更大的可能是默默無聞地修理地球。

　　到了1977年，蟄居吉龍村的駱家輝，趁恢復高考，拼命復習丟棄11年的數理化，終於考上大學。4年後，他走出校門，可能在大學當老師，熬上20年，應成為教授，乃至博導；也可能被某領導看上，當秘書然後踏上仕途，從此，也許平步青雲，乃至在中央，像在奧巴馬的內閣一樣，成為教全村人得意無比的部長；也許由於貪污、得罪人、跟錯人等原因，中途摔跤，飽嘗鐵窗風味，或遭削職，在某個城市的公寓，鬱鬱終老。

　　通篇胡猜，並無別的寓意。人生的可能太多了，誰説得準？

　　作者係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