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海寧

　　國務院自2004年開始陸續叫停新高爾夫球場建設，但從2004年至今，全國高爾夫球場從170家增至600家，意即禁令後新建了400多家。而目前全國正規審批通過的高爾夫球場只有10家左右。(6月20日《人民日報》)

　　建一座標準化高爾夫球場要佔地1500畝左右，除了“土地國情”不允許，這項有著富人專屬特性的運動場地，也會加深社會貧富裂痕。但這些都阻止不了高爾夫球場野蠻生長，禁令在現實中變成了“雞毛”。

　　據悉，高爾夫球場越禁越多，是因為違規球場大多打著體育公園、綠化項目等旗號來建設，以偷換概念逃避禁令。然而，如果監管者認真落實禁令，縱然違規球場有七十二變，恐怕也沒有一個高爾夫球場可以建成。高爾夫球場禁令變“雞毛”，其實有多種原因：

　　首先，監管者“禁而不管”縱容了違規。誰出臺禁令，誰就要對其負責到底，但事實是，國土部門在口頭上三令五申，實際行動並不多見，即便去年掀起了土地問責風暴，最終似乎也沒有問到高爾夫球場上。

　　儘管國土部門查處過浙江、內蒙古、遼寧等幾起高爾夫球場案件，但只查處了幾起，禁令後卻新增400多家，僅北京周邊的高爾夫球場面積就相當於5個宣武區的面積，它們就在國土部的眼皮底下，似乎未見主動查處。

　　其次，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投資商、開發商，都存在嚴重的媚富思想。地方政府暗地裏支持高爾夫球場建設，無非是想多得土地收入，吸引富人投資，拉動GDP增長，以便為政績“塗脂抹粉”。而投資商、開發商看好高爾夫球場前景，是因為從富人身上好賺錢。

　　有的地方高官甚至擔任當地高爾夫球協會主席，而經常免費打高爾夫球的官員也不在少數。地方政府和官員個人好處多多，他們當然會千方百計支持高爾夫球場建設、充當保護傘了。

　　再者，從香港經驗來看，我們對高爾夫球場缺乏嚴密的監管體系。據報道，香港建高爾夫球場要經過規劃、地政、康文、民政、水務等部門的嚴格審批，還要考慮社會意見，等於要過“六關”，而內地卻容易被“下有對策”突破。更離奇的是，上到某些部委下到村委會，都自行審批過高爾夫球場。

　　為此，更要有嚴厲的罰則，應問責地方官員、讓高爾夫球場恢復原狀、進行經濟處罰，甚至用刑罰來懲罰主要責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