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無論從保障法治嚴肅的立場講，還是從維護公共利益的角度看，高爾夫球場都不能“野蠻生長”

　　北京西南部永定河畔，有條“高爾夫走廊”，多家球場連片分佈，最大佔地約5000畝。北京只是一個縮影，截至2010年底，全國已有近600家高爾夫球場，但正規審批通過的僅有10家左右——而這，是在國家自2004年起不斷對高爾夫球場建設下禁令的情況下發生的。

　　這麼多高爾夫球場為何能如此野蠻生長？是誰給其頒發了“準生證”？

　　據記者調查，大量的高爾夫球場要麼借體育公園、生態園和綠地項目建設之名通過了立項審批，要麼採取“以租代徵”的方式規避土地監管政策，獲得土地使用權開工建設。換言之，高爾夫球場建設的無序，既是繞過審批程序的結果，也是相關土地項目界定不明晰的産物。如果對高爾夫球場建設有明確的界定，對其報批建設工程有清楚的範式要求，對土地租用有嚴格的監管，那麼多高爾夫球場還能“另辟蹊徑”、還敢“暗度陳倉”嗎？從這個角度説，高爾夫球場的“準生證”，未必來自某一方，而是由於政策的針對性和效率性還不夠高，造成“借生證”氾濫。這也提醒相關部門：只有政策制定的細節愈加完善，政策落實被繞道而行的空間才會越小。

　　當然，無論巧立什麼名目，偷換什麼概念，高爾夫球場作為佔地面積大、外觀明顯的大型建設項目，建成之後是藏不住的。即使繞得過事先審批，也繞不過事後監管。可為什麼就能如此明目張膽大建快上？無非兩個原因：其一，違規成本太低，即使事後有監管、有處罰，也足可用收益對衝。其二，一些地方監管部門，對高爾夫球場青睞有加，認為對抬高土地價格、吸引外來投資、提升品位形象、繁榮地方經濟等益處多多，因此對違規建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叫停球場建設和土地管理的一系列法規政策打了折扣。

　　其實，各國之所以對建設高爾夫球場設定許多限制、頒布一些禁令，原因在於：高爾夫球場不僅佔地過大，建在農村遠郊有可能侵吞基本農田，建在城中有可能瓜分公共綠地，而且作為高耗水項目，會消耗大量水資源，甚至改變區域內的生態水文狀況。由於球場裏植被結構單一，養護草坪需要大量使用各類化學用品，滲漏到土壤中還可能帶來生態污染——這筆公共利益的賬，長久利益的賬，遠比眼前看得見的那些利益，要大得多、重要得多。

　　以市場角度看，高爾夫球場的“繁榮”是需求推動的結果。但這種需求絕不能通過無序的、與公共利益的爭奪而獲得滿足。無論從保障法治嚴肅的立場講，還是從維護公共利益的角度説，高爾夫球場都不能只見“繁榮”不聞監管，讓無序建設繼續下去。以各種名義準備立項開工的球場，需要緊急叫停；已建成的，應予以盤點整治。既要通過政策追罰壓住高爾夫球場的建設衝動，也要讓産權不明確的球場，向公眾開放。

　　需要看到，禁令之下仍在野蠻生長的高爾夫球場，揮桿擊中的，絕不僅是生態與環境，更有政策的嚴肅與政府的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