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的光榮與夢想

　　肉唐僧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關於這段歷史，談革命派的汗牛充棟，立憲派就沒什麼人談。看來“歷史由勝利者書寫”並非虛言。以至於關於百年前中國首次立憲運動，我們所知甚少也不願提及。繞不過了，就以“清廷顢頇”一筆帶過。但這遠非真相或真相的全部。台灣的張朋園先生痛感於斯，梳理史料力求闡發三個問題：關於立憲，清廷做了什麼？立憲為什麼會失敗？立憲派與革命派的關係。

　　首先，對清廷搞憲政的真誠是不應該懷疑的，至少開始的時候是這樣。日俄戰爭後，輿論和官場都認為日本之所以勝，在於它有憲法。俄國所以敗，在於它沒有憲法。中國要想一雪前恥，也得有個憲法。所以才有光緒31年（1905年）的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舉。關於憲政，慈禧的態度是“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初有“四不變”的底線，後來又有“五不議”之限制，分別為“軍機處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但從後面清廷的舉措來看，説慈禧虛與委蛇欺騙群眾也是過激之論。

　　首先是君臣公開約定，九年後召開國會，實現憲政。前九年為預備期；其次，光緒多次下詔各省要求組織憲政預備會或自治協會。這條尤為重要，蓋因憲政的要義就在於分權和自治；光緒34年，更是定下咨議局章程和議員選舉辦法，啟動省議會議員直選。以上，都是自上而下的推進。

　　各國的投票權都有一個逐步放開的過程。法國七月王朝初立，規定納稅500法郎的人才有選舉人資格。在3000萬法國人當中，只有10萬人有投票權。翌年門檻降到200法郎，科學院院士、醫生、科學家和退休軍官等“有識之士”還優惠一半。即便如此，選民人數也才增加到16.8萬，人口占比0.56%。清末之中國，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門檻也很高，只有25歲以上男性才有投票權，如果沒有中學及以上學歷或當過七品以上的官，則要求5000元的不動産（客居者資産要求更達到10000元）。這麼算下來，全國有投票權的僅佔0.42%，比法國還不如。

　　但是要知道，因為民智未開，投票權的逐步放開反而是憲政推行的利好。如果一開始就一人一票，還真不知會整出什麼幺蛾子。仍以法國為例：法國大革命之後搞過幾次全民公投，拿破侖搞了兩次、路易波拿巴搞了一次。投票的結果都是讓法國從共和恢復到帝制。而中國這邊，0.42%的精英獨享了投票權之後，把省咨議局搞得有聲有色，並三次發動請願，要求提早開國會，實行憲政。當時，朝野的共識是地方自治以及議會選舉。分歧只在於責任政府——軍機處只肯向皇帝負責，而不把議會放在眼裏。議員這邊的對應是“不出代議士就不納稅”。但是清廷早已財政破産，靠舉外債度日，地方不納稅倒也不怕。反而因為在地方上刮不到油水，所以樂得讓地方去搞自治。這個省自治的推行，為宣統三年的辛亥革命預埋了政治和組織基礎。

　　古今中外，有罈罈罐罐的士紳上層總是趨於保守，尋求體制內漸進的辦法。所謂君主立憲，不過是把國家像現代公司一樣對待。即：承認君主的所有權，卻剝奪其使用權。相反，士紳的下層則趨於激進，喜歡推倒重來。而底層民眾雖多，但在農業社會，正如斯科特所説，“農民從來都是政治上的無效階層。但凡由他們發起的革命，要麼失敗、要麼最終的結果不是他們想要的”。所以，民眾雖有決定性的力量，卻並不掌握主導權。在社會巨變的波瀾中，只能工具性地存在。

　　法國大革命之初，成立了三級議會，各階層均有代表參加。其表現實在不敢恭維。代表市民的雅格賓派在投票上總是輸給代表士紳的吉倫特派，雅格賓們的辦法是切掉吉倫特們的腦袋。此等暴力之外，又時有鬧劇上演：底層無套褲漢（法國大革命時期對城市平民的稱呼）衝擊議會，強令議員舉手通過讓他們稱心的議案才肯放議員回家。相比之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議會，其表現實在是可圈可點。在各省，或政務多歸議會，或對巡撫們形成了實質性的約束。在北京，資政院數次傳攝政王到會接受質詢，遭拒後便發起了對軍機處的彈劾，震動朝野。以當時的情景，憲政的最後一塊拼圖——要求政府向由選舉産生的國會負責，並非沒有希望。

　　然而，最終勝利的還是摔鍋砸碗的革命，立憲派退出歷史舞臺。中國錯過了成為另一個英國或日本的機會，持續動蕩經年，實令人扼腕。張朋園評價憲政派的失敗，説他們不能發動群眾、不接地氣。但是衡量政治之勝敗有兩個標準：一個僅以上臺掌權為考量，另一個以能否為國家民族提供一種更好的政體為考量。如果以後一種標準來衡量憲政派，他們的失敗不僅令人感傷，更留給後人一份光榮和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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