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庶民

　　記者李庶民中小企業融資難，已經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不過，最近似乎又有了新的解讀———有人認為，宏觀調控收緊、貨幣政策回歸常態，造成銀行信貸投放減少，加劇了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因此質疑貨幣政策“超調”，事實果真如此嗎？

　　近年來，各界人士關於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探討不計其數，不過，眾説紛紜之中，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似乎存在矛盾之處。比如，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到底是一種互利共贏的經濟行為，還是一種慈善性的道義行為？如果是出於盈利目的的經濟行為，那為什麼很多銀行總愛把支持中小企業當做“履行社會責任”的業績來宣揚？如果是“賠本賺吆喝”的慈善行為，那為什麼很多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經常從“轉變觀念”、“發掘新的利潤增長點”角度來勸説銀行扶持中小企業？換言之，銀行支持中小企業，到底圖什麼？

　　把經濟與政治兩重因素攪在一起，似乎有點讓人迷糊，不過，現實國情中經濟與政治的微妙關係，確實與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密切相關。經濟與政治哪個更重要？一方面，眾所週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一心一意謀發展，顯然，經濟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現實中每當政府官員表示對某件事情的重視時，又總是強調“從政治的高度”來看待，或強調“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似乎還是政治比經濟更重要。

　　中小企業為什麼融資難？企業的“大”與“小”只是表面，而背後所有制的“公”與“私”才是關鍵。一個事實是：中小企業大多是私營企業，而大型企業多是國有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難正與現實中經濟與政治的微妙關係密切相關。

　　在經濟方面，與大型國企相比，中小企業明顯缺少賺錢效應，而且風險更大，銀行自然沒有動力支持中小企業。但問題是，中小企業為什麼不賺錢？回想改革開放之初，不恰恰是國有大企業缺乏活力、效益不高，而以個體戶、私營企業為代表的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煥發了巨大活力嗎？但從上世紀末以來，大型國企一方面通過改制重組、下崗分流等方式甩掉不良資産和歷史包袱，另一方面牢牢把住壟斷領域，獲取鉅額利益，而中小企業在“國進民退”、政府稅負、人力成本等擠壓下，越發缺少生存空間，盈利水平下降。

　　在政治方面，目前仍存在對中小企業的某些偏見和歧視。目前，國有大企業負責人仍具有“官員”性質，政府對國企的人事任命有發言權，國企領導與政府官員也時常相互調任，因此，在一些官員心中，民企是自主發展的，在很多問題上可能“不聽話”，而國有大企業才是“自己人”，“親兒子”，更加可靠。而銀行特別是一些地方性金融機構，雖已是股份制運作，但在對企業和項目提供信貸支持方面，很多時候還是要給地方政府一些“面子”，而不能完全獨立決斷。

　　因此，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要從上述體制機制問題著手。經濟層面，就是要讓中小企業更賺錢、更有效益，從根本上讓銀行主動自願地支持中小企業。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落實鼓勵民間投資的兩個“36條”，打破玻璃門，讓中小企業與大型國企平等競爭，同時，在稅收等方面為中小企業減負。同時，政府、金融機構要建立小企業培植、培訓機制，讓小企業建立健全賬本，規範財務，還要創新小企業貸款、擔保等機制，逐步滿足小企業的合理信貸需求。

　　我們從危機中走來，如今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實屬不易，這是艱難權衡的結果。當年部分人士對貨幣政策“過度寬鬆”的質疑言猶在耳，如今，面對新的情況和問題，又有人質疑貨幣政策“超調”。任何政策都有利弊，貨幣政策寬鬆一些，中小企業的錢袋子或許也能寬鬆一些，但大企業、融資平臺的錢袋子將更加寬鬆，這其中的“跑冒滴漏”就可能更多。貨幣政策並非不可以討論，不過還是應該多一些長遠眼光，不能看到通脹，就指責“過度寬鬆”；看到融資難，又指責“超調”。分析宏觀經濟，需要多一些“定力”，少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急躁，不要指望包治百病的藥方，而要耐下心來多解決一些經濟結構和體制機制問題，這才是解決包括中小企業融資難在內的宏觀經濟問題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