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田晶/文

　　如果從1861年曾國藩創辦第一家官辦軍用企業安慶內軍械所算起，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已經有整整150年的歷史。

　　19世紀60年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開辦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近代軍事工業。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洋務派又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上海機器織佈局等民用企業。

　　洋務運動以“自強”、“求富”為宗旨，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改革運動。但是，洋務派企業既沒有實現民族“自強”，也未能為國家“求富”。

　　滿清覆亡前後，這些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或者停産倒閉，或者被帝國主義列強所竊取霸佔，或者成為地方軍閥的囊中之物。例如，開平礦務局于1900年被英國人竊取。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掀起國有化運動，形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例如，已經在辛亥革命後改為股份公司的招商局，于1930 年被國民黨政府收歸國營，並承擔了抗戰勝利後接收敵偽輪船的任務。

　　“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權和戰時經濟統制手段大發橫財，進而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到1949年，官僚資本大約佔有全國工礦和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産的80%，壟斷全國鋼鐵産量的90%，煤産量的33%，發電量的67%，並擁有全國最大的銀行和十幾家壟斷性貿易公司。

　　抗戰勝利後，日偽時期的私人資本大多被轉化為中國的官僚資本，不但在接收過程中因貪污和不同單位爭奪資産而受損，而且造成了日後的官商不分。

　　這些官僚資本主義控制的企業，通過權利尋租，以獲取超額暴利為目的。它們不僅阻礙了社會生産力的進步，而且扼殺了民族工業等其他經濟主體的發展。對外，它們又成為買辦資本，在充當列強掠奪中國幫兇的同時分得一杯羹。

　　所有這一切，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徹底改變。

　　新中國成立以後，當時稱之為“國營企業”的國有企業有三個主要來源：一是通過沒收或接管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官僚資本；二是外資在華企業的轉讓、管制與徵用；三是解放區、根據地創辦的一批公營工商企業。

　　在新中國，國有企業歸全民所有。

　　建國60多年來，中國經濟從國有經濟獨步天下到現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建國60多年來，中國國有企業始終佔據重要地位；建國60多年來，中國經濟從瀕臨崩潰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前，中國大興國營企業，完全傚法社會主義“老大哥”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所有制結構淪為單一國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整個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改革開放後，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放權讓利、制度創新、國有資産管理方式變化這三個大的階段。在30多年的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生産力被極大釋放，創造力得到極大提高，對於國民經濟和國家崛起的貢獻迅速增加。

　　“十一五”期間，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國企大發展，更是引起世界矚目。

　　這5年間，中央企業資産總額、營業收入、上繳稅金和稅後凈利潤等主要經營指標均實現了翻番，年均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率達到115%。中央企業分享著中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成果，更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著力量。

　　201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央企業共有30家上榜，其中中國石化、國家電網和中國石油均位列前10名。中國石油更是一度排名全球市值第一，中國工商銀行也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商業銀行。

　　1978年，全國國營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只有1089.9億元；如今，120戶央企一個月的利潤總和就超過1000億元。

　　越來越多的央企“走出去”。截至2009年底，中央企業在境外和港澳地區投資設立的境外單位共有5901戶，資産總額超過4萬億元。

　　國企通過自主創新和集成創新，造出了上天攬月的“嫦娥一號”，也造出了在高鐵上馳騁、被美國總統奧巴馬讚嘆的和諧號列車。

　　經歷了改革的陣痛之後，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正在迅速崛起，它們為國家創造了鉅額利潤，為社會帶來了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為多種所有制共存的中國經濟提供了前進的不竭動力。正是由於佔據主導地位的國有經濟領跑，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創造了經濟逆勢增長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