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勇

　　讓不同人群和諧共處，攜手融入不斷發展的工業化、城市化圖景中，是今天社會管理需要破解的新課題

　　近來，一些地方接連發生了本地人與外來務工人員的摩擦事件。雖然衝突已經過去，事情逐漸平息，但那“外來人員毆打當地人、當地人毆打不會講本地話的外地人”的情景，仍深深刺痛了人們。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巨潮沿著從農村到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到發達地區的路徑流動、激蕩，給流入地注入巨大經濟活力，給當地社會發展帶來新氣象。然而，當來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調的人們，闖入原來相對平靜固定的生活畫面時，緩解因城鄉異俗、觀唸有別造成的衝突與矛盾，變得現實；當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們為生存與利益産生矛盾時，更好地兼顧各方利益，尤其是讓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能夠有效表達、正當權益得到維護，變得緊迫。在社會流動加劇、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的時代，如何使不同人群和諧共處，攜手融入不斷發展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成為社會管理的一道新課題。

　　社會現實讓人喜憂參半。一方面，各種“新市民”政策在各地落地生長，外來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務日益普遍。無論是江蘇昆山以“一視同仁、人人共享”的發展理念獲“聯合國人居獎”，還是浙江杭州圖書館內農民工和拾荒者自在學習的身影，無不表明在包容性發展思維下，“社會融合”正在成為管理者們的自覺。

　　另一方面，外來人口的“進城”路遠非坦途。戶籍制度的門檻、用工制度的壁壘、利益呼聲的沉沒、討薪歷程的艱難、社會歧視的冷眼，有形無形地把“異鄉人”推向城市生活的邊緣地帶，造成了“社會拒人、權利虧人、心理貶人、文化傷人”的“社會排斥”現象。

　　排斥造成隔閡，更給社會留下深深的裂痕。社會學家對此不無憂慮地指出，“各種社會排斥過程無不導致社會環境動蕩，終而至於危及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

　　在世界視野中，主要工業化國家也經歷過這種社會治理進程。從普遍採取“關門政策”到有序開放、從全面排斥到促進融合，許多發達國家的政府，現在也紛紛致力當好“裁判者”和“服務員”，協調好不同民族、不同來源地居民的利益，解決好不同訴求、不同文化的社群矛盾。這對我們不無啟示和借鑒意義。

　　融合則和諧，排斥則俱傷。從這個意義看，中央提出“協調社會關係”，要求把“加強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務管理”作為重要內容，並注重“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

　　在南粵大地，一部名為《外來媳婦本地郎》的電視劇持續熱播。這個匯聚不同人群，充滿利益衝撞、文化衝突的故事，其實是大流動、大變革時代的一個生動縮影。儘管過程曲折，但總能在衝突與轉化中實現交融，在淚與笑中展現人物命運的歡喜結局。我們的社會發展，會成為這樣一部令人心動的“大戲”嗎？這需要從社會管理者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協力創造和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