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國，與150年前的美國，在某些方面的類似表現，或許可以用馬克吐溫的話一言以蔽之——歷史不會重演，卻總會驚人地相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私營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中國已産生數量龐大的富人群體。據《胡潤百富》的統計數據，2010年全國大約有千萬富豪96萬個，十億富豪4000人，百億富豪200人。

　　而美國經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是一路高速增長，並成就了一批有影響的大企業家，如石油行業的洛克菲勒、鋼鐵行業的卡內基、汽車行業的福特等。在這個馬克?吐溫眼裏的“鍍金時代”，大量財富迅速集中在私人手中，造成了美國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問題。

　　正因個人財富的迅速積累和由此導致的各種社會矛盾，使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富豪們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推動了美國慈善業的迅速發展以及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改良。這批現代意義上的慈善基金會相繼誕生，使美國慈善業進入一個新階段，有人稱之為美國“慈善工業時代”的來臨。

　　現如今，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那麼，中國的“慈善工業時代”是否即將來臨？

　　實際上，從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的出臺，允許民間成立基金會開始，短短六七年時間，由富人或企業出資的非公募基金會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其數量與發展了三十年的政府背景公募基金會已旗鼓相當。

　　2008年至今，富人慈善話題熱度也大大升級，一方面是汶川地震帶來的公民意識覺醒，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已經到了考慮財富歸宿的節點上。

　　隨著資産積累到一定程度，中國第一代富豪對金錢的認知日漸趨於明智；當財富數量的增加已難以再增加其幸福感時，為他人花錢，反倒可以讓人得到幸福，自身精神境界亦得以昇華。此時，企業家就隨之昇華為慈善家。

　　放眼國內，已有越來越多像曹德旺(專欄)、余彭年這樣豪捐幾十億資産的慈善家出現。

　　誠如“裸捐”富豪余彭年所慨言：“兒子強于我，留錢做甚麼；兒子弱于我，留錢做甚麼。”他認為，子孫如果有能力，自會比自己做得更好；如果沒能力，整天花天酒地甚至黃賭毒皆沾，有錢反而害了他們。

　　而本期封面人物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也説，從福耀股票的分紅所得，自己也花不了，也無需投入到“再生産”，除了捐出去，別無所能。

　　我們承認合法財富的自由處置權，無論作為遺産留給子孫也好，乃至個人去進行高消費也好，只要是基於合法且遵照自己內心的真實意願，就沒什麼可説。從社會作用觀之，留給子孫也很可能創造新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即便用個人財富進行高消費，也會帶動一系列的市場效應。

　　不過，顯然我們更為欣賞那些捐獻給慈善事業的財富處置行為。我們樂見企業家們紛紛將一部分財富投向慈善領域，匯一條善的河流，促進社會的持續進步。這無疑是比他們的商業理想更大的情懷，也將給未來企業家們帶來新的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