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雅玲，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中國國際經濟關係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常務理事、兼多家刊物特邀研究員；為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

　　在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沒有新的進展，雙方因都不能放棄各自的主張和利益，只論述了自己的觀點。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元與人民幣的貨幣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站在不同角度，都有各自的經濟需求。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是有戰略思想的，而中國對於人民幣匯率改革還沒有非常健全和完善的想法，雙方沒辦法討論。

　　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進行了七年，中國一直主張漸進式匯改，但從去年6月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明顯加快，這與我們之前主張的一貫政策已經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用輿論在推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在匯率問題上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是混亂的，我們根本沒有自己的主張，匯率水平是被別人綁架的。

　　匯改七年來，中國提出的參考一籃子貨幣只是一個口號，並沒有落到實處，我們只知道單一的美元兌人民幣，而匯率的固定模式框架在哪，誰都不知道。另外，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形成，過去是“央行指導價機制”，現在是“撮合製”，是通過做市商來報價。而目前在中國，做市商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外資銀行，人民幣升值的時候，外資銀行的聲音佔主角。

　　再加上中國的市場情緒中有非常偏頗的認知，認為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利，人民幣貶值就是倒退。所以，匯改七年來人民幣匯率從來都是只漲不跌，只有2009年盤整了一年，之後的2010年到2011年就出現了人民幣的大幅升值。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現階段的市場情緒與中國股市2007年時的市場狀態完全一樣，2007年股市一路上漲到6000點，沒有人冷靜下來思考風險；去年6月人民幣匯改重啟後，當時評論人民幣升值的底線是3%，因為出口企業的利潤底線就是3%。可是，到現在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上升了5%，沒有人去探討企業是否能承受，我們的輿論中根本沒有企業的聲音，媒體和網絡中報道最多的是外資銀行的聲音，其次是證券公司的聲音。

　　應該説，這種現象是非常不正常的，人民幣升值應該是利大於弊，但我們也不能只講利，從來不提人民幣升值的弊端。過去，中國是世界工廠，但現在已經不是了，現在的世界工廠是墨西哥、印度；過去中國的産品在美國佔90%，如今再看看美國市場，印度、越南的産品很多，中國産品只佔到第三位。所以，外國人在談論人民幣匯率問題時，都認為人民幣升值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印度。

　　從治理通脹的角度講，無論用匯率來疏導通脹還是用加息來治理通脹都不對路子。用這兩種方法來治理通脹都是教科書上的理論，是傳統的經驗方式。從供需關係看，需求決定價格，如果需求旺盛，價格就會高漲，就會發生通脹。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用加息或貨幣升值的辦法來治理通脹才是對路的。

　　但是，目前中國的通脹並不是需求因素造成的，比如棉花漲價跟需求有關係嗎？這完全是炒作和投機行為。央行不斷地加息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通脹形勢還是無法控制。所以，按照現在的思維方式，用傳統經驗和教科書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肯定不會有效果。

　　2011年4月份的經濟數據剛剛公佈，食品價格上漲了11.5%，這説明農業産業鏈比較弱，農産品是流通環節，只有把農業抓好了，市場才能有比較好的基礎條件。所以，治理通脹要有針對性，第一要調整農産品的流通環節，第二要調整産業鏈。中國的工業現代化了，農業還沒有實現現代化，我們要從産業鏈上解決問題。中國太重視數量和指標，總是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

　　比如，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突破3萬億美元，總是強調數量。實際上，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是數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我們對於外匯儲備的概念已經老化了。應該看到，中國的農業很弱，中國的西部很弱，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也很弱，這些都需要投資和建設，我們應該轉變觀念，走出外匯儲備不能用在國內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