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6月10日IMF總裁候選人提名截止日臨近，兩大熱門候選人都展開了“衝刺遊説”。“大熱”的法國財長克裏斯蒂娜拉嘉德飛抵北京，她剛結束從巴西到印度的訪問。巴西財長Guido Mantega和印度首相辛格都沒有明言支持拉嘉德，只是反復強調“地域不應當是一個決定性因素，我們會慎重考慮所有的候選人”。拉嘉德最大的競爭對手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騰斯的行程路線跟拉嘉德相反，從印度到巴西尋求支持。卡斯騰斯在印度表達了對歐盟集體性地支持拉嘉德感到不滿，認為這是一種既有勢力的控制，他的言下之意是，新興市場國家（例如金磚四國）並沒有形成“集體性的一致”，一盤散沙，從而無法同歐洲聲音相抗衡。卡斯騰斯反復強調，歐債危機已經證明了歐洲思維管理IMF的失敗。

　　坦率地説，也許卡斯騰斯還會有微弱的希望，而南非、新加坡、以色列和澳大利亞的候選人基本上已經出局，拉嘉德目前遙遙領先。其實通過這次競選，也是一個了解全球金融勢力相互聯接的“窗口”，我們不得不承認，新興市場國家的確沒有足夠能力挑戰目前的歐美力量在IMF和世界銀行中的格局。

　　首先，自法國人卡恩領導IMF之後，歐洲人開始了靈活的退讓，讓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大幅度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大約從發達國家那裏“拿走”了6%的份額，並且，這6%主要是歐洲國家“讓”出來的。因為在這十年的全球經濟盤子上，歐洲的比重在下降，歐洲人願意承認這種現實。其實，美國的經濟佔全球經濟比重也在下降，但美國卻沒有歐洲這樣“主動”，只是稍微降了一點，因為美國的底線是必須要守住份額、保住16.74%的投票權。IMF規定最重大事項需要85%以上的投票同意，美國要保證它的“一票否決權”。

　　拉嘉德走訪巴西、印度時，都強調IMF會繼續調高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以適應這些國家經濟佔全球比重上升的態勢。拉嘉德到中國或許也會做出這種承諾，中國的份額從過去的3.72%上升至6.39%（投票權則從3.65%升至6.07%），已經是IMF第三大股東。但中國的經濟已經超越日本，是世界第二，所以中國的份額必然還會增加，以匹配其經濟地位。不過，也要清醒地看到，IMF裏面的份額調整是動態性的，5年將計算一次，可上可下。新興市場國家如果後勁不足，經濟停滯的話，那麼它們的份額還會被調下來。

　　歐洲的“主動性”還體現在IMF中董事席位的改革。比如歐盟委員會經濟和貨幣事務專員Olli Rehn就鼓吹，歐洲應當削減其席位，歐盟既然是一個集體，就不應當再分別以“國”的方式佔有太多的選區席位。IMF的投票是根據24個選區代表國來執行的，每個選區則有執董和副手。歐盟的國家佔了太多的選區，如果將歐盟變成一個選區，這個選區的投票權的比重還是不變，那麼至少可以讓出更多的席位給發展中國家，儘管這些國家的投票權很小，但至少有席位可以“説話、表態”——沒有話事權，但有説話權。

　　其次，拉嘉德對歐盟國家的態度並非是“陣營式”的。在很多分析人士的眼中，拉嘉德一定是為歐洲各個國家謀福利的，拉嘉德會“一味偏袒”歐洲國家。這並不符合實際，因為歐洲國家並非鐵板一塊。例如拉嘉德在會晤愛爾蘭財政部長邁克爾努南，溫和地表示，愛爾蘭要克服赤字則必須要上調12.5%的超低企業所得稅。愛爾蘭在房地産泡沫崩潰之後，得到了IMF援助，但不過愛爾蘭害怕提高稅率後打擊經濟，他們會認為這是美國人的意圖。但拉嘉德還是堅持財政平衡之道。

　　可以看出，拉嘉德所代表的歐洲面孔（包括前任卡恩），恰好是這輪IMF改革的先鋒，他們不是阻礙勢力，他們讓出了份額，並且還試圖改革董事席位。拉嘉德也曾表態要對SDR（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組成進行改革，讓SDR的籃子裏面能反映新興市場的貨幣色彩，這對中國是有利的。相反，卡斯騰斯則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似乎僅僅只有地域概念——他不是來自歐洲而是新興市場。他的口號是“要提高拉美在IMF中的地位”，也許這僅僅對巴西有用，他也會飛到中國和日本拉票，但他目前還沒有新穎的改革綱領來觸動中國、印度和南非這樣的重量級新興市場國家。而這些國家已經從卡恩領導的IMF改革中受益。

　　像以色列央行行長、經濟學家費舍爾等候選人其實已經“出局”。費舍爾曾經是IMF副總裁，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IMF聽從費舍爾的建議，以苛刻的貸款援助條件來迫使韓國和印尼等國家接受，韓國甚至將此視為國恥，韓國人在接受IMF貸款的時候必須開放國內金融市場。而印尼則發生了政局更迭國內騷亂。當然，這並不是説IMF的處理危機的方式像斯蒂格利茨説得那樣一無是處，因為長期看韓國是受益了。不過，這給新興市場國家留下了陰影，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就説，“這是美國人對亞洲的陰謀”。無疑，費舍爾成為“陰謀論”的主角，他是被忌諱的，他不會獲得亞洲新興市場的支持，而他也不會獲得歐洲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