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勇

　　2011年6月4日夜，中國女子網球運動員李娜，在羅蘭加洛斯紅土球場上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神話：一位亞洲選手，純而又純的黃種人，在西方世界的主流體育運動中奪得了冠軍。據媒體介紹，其時有1億中國人通過電視畫面，目睹了這一奇跡的發生。

　　神話完成，解讀隨之開始。“是什麼造就李娜神話？”“李娜的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為什麼李娜不感謝國家？”這些可能實際上並未困擾李娜、也未必被她仔細思考的話題，刺激著後來的評論者和民眾。更何況，這位性格火爆的武漢姑娘，一度發表了反對舉國體制的言論，甚至因為種種不滿——戀愛被禁、獎金分配不公、沒有一對一的獨立教練而一度選擇退役，被視為“個性球員”的代表。也因此，面對傳奇，有一種聲音格外引發爭議：傳奇與“國家”無關；這是她一個人的勝利。而2008年單飛後成績上揚，最終水到渠成拿到大滿貫，更是在證實，李娜展現了“一個公民自由拓展會有怎樣強大的力量”。

　　這些聲音雖有借李娜傳奇一澆胸中塊壘之嫌，但回到事件本身，不能不説某種程度上切入了事件真相。畢竟，當“感謝國家”成為體育圈內行規之時，李娜自己就反問過，為什麼要感謝國家？所以，在法網獲獎致辭中，李娜以國際化且職業性的方式感謝了贊助商，然後感謝了賽會組織者、工作人員、教練團隊，並祝福了某位管理者生日快樂。

　　不過，“公民勝利論”的一個邏輯難點恐怕在於，如果僅僅把李娜視為一個人的勝利，那如何解釋升旗儀式上李娜流下的淚水？如果李娜傳奇與民族情緒無關，在眾多展現運動之美並獲得豐厚回報的運動員中，民眾為何唯獨給予李娜更多的掌聲？

　　無視國家民族情緒的存在與李永波孤陋滑稽的“奧運唯一標準”論，也許都犯了同樣的未正視現實的錯誤。前者無視職業體育的殘酷一面，給予過多溢美之詞之餘，由於將國家與政府、體制混為一談，在表態的同時亦將一些重要價值資源自我排除；後者則忽視了不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價值尺度的中國，社會和個體都已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在職業體育已經全面超越業餘體育的今天，既非職業也非業餘、以奧運金牌為唯一價值取向的專業體育越發失去魅力，審美價值缺失，甚至顯出醜陋一面。

　　體育在這個國家享有特殊的地位，自然與當年被譏為“東亞病夫”的痛苦記憶相關，傑出的運動員因此往往被視為國家形象。但從中國女排到姚明、劉翔，再到李娜，人們感受到了這個國家的變化。變化事實上屬於每個中國人：自由、奔放、自信、勇於表達，有自己的思想，能在普適規則中展現自己的風采，甚至站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李娜沒有用語言表達感謝國家，卻感謝了這個國家管理網球運動的官員孫晉芳。這位當年的女排英雄，曾在李娜抨擊舉國體制後指責其缺乏職業素養；而正是這位官員的從封殺到改革，讓李娜等人實現單飛，一舉改變了網球現狀。如果説李娜代表了新的中國形象，那麼孫晉芳的存在，是否在説明，某種社會共識正在發力，體制內外始終存在著推動變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