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對中國國企的指責談起

　　再談國企老總任職地方

　　郭松民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往往會被中國的所謂主流學者涂上一層“雙贏”的玫瑰色，其實他們要麼是真的不明白，要麼就是在裝糊塗——“雙贏”的背後是討價還價，各付代價才能得其所得。中美作為兩個巨無霸級的戰略競爭對手，爭取“雙贏”的過程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説，是一個鬥爭的過程。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中國的國企在剛剛結束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被美方反復敲打，恰恰凸顯了國企對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為這意味著在戰略和經濟博弈中，中國國有企業並非偏師，而是主力兵團。

　　美方抨擊中國國企的一個重要論點，是指責中國國有企業領導層是由政府任命，與政府官員可交叉任職，並據此來否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筆者看來，美國對中國如此指責，其實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在美國國內，政治人物在企業界和政界“交叉任職”，即有名的政治“旋轉門”現象可以説是美國社會的一種常態，中方代表完全可以用阿Q的標準句式來回答美方代表：和尚動得，我為何動不得？

　　在美國，政治“旋轉門”是指公務人員離開政府到企業工作，並通過在政府中供職時得到的知識、特別途徑或人脈來獲益；企業高層也隨著換屆選舉等機會加入政府，並可能做出有利於前僱主或未來僱主的決策。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其著作《權力精英》中，將旋轉循環的商界高層、政治家和軍事領袖稱為美國的“權力精英”，認為他們才是真正掌握國家權力的人。

　　美國審計署2008年5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04年到2006年，有2435名前五角大樓官員被52家主要防務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數就達1581人。美國政治“旋轉門”是雙向的，每當政府換屆選舉，企業高層又開始出任政府高官，比如小布什上臺後，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就任命了32個軍事承包商高管擔任政府高官。作為最有權勢的副總統迪克切尼曾擔任過哈利伯頓公司的總裁。這種角色轉換不僅給他本人贏得鉅額收入，也使哈利伯頓獲得大宗的五角大樓合同。拉姆斯菲爾德出任國防部長後，任命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副總裁希姆斯。羅奇為空軍部長，通用動力公司執行官高登英格蘭為海軍部長，安然公司副董事長托馬斯懷特為陸軍部長，這是美國有史以來首次全部利用國防承包商的管理人員擔任陸海空三軍領導人。

　　值得深思的是，“旋轉門”不僅為當事人牟取私利提供了方便，而且為美國政商兩界攜手推進美國國家利益提供了方便。比如在2002年初，五角大樓開始制定入侵伊拉克的計劃，在輿論上要求取得“信息主導權”。當時美國各大電視臺都招收退役軍官擔任軍事分析家，五角大樓從媒體的“軍事分析家”中物色了70多人，定期溝通，共同影響輿論。這些人大多與私人軍事和情報企業有聯絡，有些人還是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對於這些“分析家”來説，加入到五角大樓的這項計劃就有了與高級官員接觸的機會，這對於未來爭取國防承包合同是非常有利的，而且還能爭取公眾支持戰爭，雙方一拍即合。這些五角大樓的傳聲筒佔據了媒體制高點，使得不同的聲音很難發出來。

　　總之，“旋轉門”制度使得美國政界和商界能夠保持高度一致，協調行動，在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實現了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美國將其視為獨門秘籍，深恐中國悟出其中三味，也就不難理解了。

　　政治“旋轉門”現象，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只不過由於各國的歷史文化不同，表現形式也有所差異。比如日本，和美國政治人物通過“旋轉門”穿梭與政商兩界不同的是，商界直接作為日本政治決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參與了政治過程的運作。在日本重大的政治決策中，都可以看到日本商界的身影。商界對於日本政治的影響力，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期，也就是財閥興起的時代。雖然二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的佔領下，日本財閥被迫解散，但是與戰後新出現的財界還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歷史的延續性仍然在這裡得到實現。目前，日本政府主要是通過經團聯、日經聯、經濟同友會及日商四大經濟組織，實現政商一體，確保企業的行為能夠和日本的國家利益相一致。

　　總之，在全球化競爭中，任何國家要想立於不敗之地，都必須找到一個能夠有效協調企業和國家利益相互關係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必須符合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中國的國有企業最早是通過沒收官僚資本而來的，是中國革命的成果，而且長期以來是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的，企業管理人員和政府中的幹部交叉任職，既有歷史淵源，也有現實需要。這一具有中國特色人事管理方式，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不會不顧國家利益，更不會反對國家利益，從而能夠有力地抗衡國際資本佔領中國市場以至控制中國經濟的野心。這其實是以美國之道反制美國之身。美國對此表示不滿並橫挑鼻子豎挑眼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的學者也跟著起鬨，就很不應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