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費是否是物價高的罪魁

　　本報北京6月1日電 (記者 董偉) 在“關注‘十二五’下的中國商業發展”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微博專欄)稱，高稅負應為本輪物價上漲負責判斷是錯誤的。中國宏觀稅負總量在世界上並不高，問題出在稅負的結構上。

　　和之前的物價上漲不同，本輪的物價上漲是在供給不短缺的情況下發生的。於是就有了許多怪現象：在生産者一端，蔬菜爛在大棚裏，賣不上價；在消費者一端，蔬菜價格高得令人咋舌。按説只有供不應求時價格才會上漲，而現在，連産能過剩的行業也在漲價。有的産品在國內價格不菲，在國外卻物美價廉，出現了倒挂。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楊認為，過去平抑物價的辦法是促生産，於是有了市長的“菜籃子工程”、省長的“米袋子”工程。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北京的黃瓜出菜地時每斤不到1元，老百姓買到筐裏卻要付6元，這説明中間環節的費用太高。因此，現在要想價格穩定，只有理順了中間環節的經濟利益和體制因素，把商業抓起來，局勢才會有效改觀。

　　有論者也指出，物流成本推高了總成本進而推高了商品售價，而物流成本高的根源是稅費過高。典型的是過路費的徵收。商業發展的障礙大抵如此。這一觀點得到大多與會專家認同。

　　高培勇説，中國宏觀稅負佔GDP的水平不過20%，加上各種費也才34%，這跟北歐國家動輒50%的水平沒法比，也低於發達國家平均的39.5%。因此，稅負總量不該為流通成本高負責，也不該為物價上漲擔罪。

　　既然總量不高，那麼為什麼會出現種種怪現象呢？他認為，問題出在稅費結構上。目前，我國以間接稅為主，佔到所有稅負的70%以上，類似個人所得稅這樣的直接稅少，不到30%。間接稅的繳納主體是企業，其特點是易於轉嫁，即容易傳導到價格上去。“西方有些國家直接稅多，對價格也有刺激，但是絕沒有我國這麼大。”在他看來，平抑物價，革新稅制也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