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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益平:貨幣政策超調可能造成經濟硬著陸

發佈時間:2011年05月30日 09:42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新世紀》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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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益平

  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實施超常的財政與貨幣擴張政策支持內需,使得GDP在很多國家經歷嚴重的經濟衰退時,依然實現了9.2%的增速。不過,這些擴張政策也造成了一些副作用,包括去年投資佔GDP的比重達到48.5%,以及今年以來連續數月CPI超過5%的警戒線。

  現在,經濟決策的重點轉向控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央行已經11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並四次提高銀行的基準利率。

  然而,決策當局應該開始考慮放緩政策的緊縮步伐。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特點,是其效應往往滯後出現,很容易産生政策超調,這也是最近國際投資者預期下半年中國經濟存在“硬著陸”風險的原因。

  這也提出了對於貨幣政策決策的專業性要求,特別是預見性與漸進型。我們一再呼籲要求建立獨立的中央銀行,其目的並非給央行擴權,而是提高貨幣政策專業化決策,增強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國際經濟增長減速、大宗商品價格疲軟

  過去,我們一直擔心輸入型通脹對於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為進口價格飆升拉高了國內通貨膨脹水平。但目前,國際經濟形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歐洲、美國、日本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減速,歐洲央行已經步入緊縮週期,美聯儲也可能在不遠的將來緊隨其後,美元回升並可能保持相當長時期的穩定,同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原油價格顯著疲軟。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未來12個月,國際經濟因素對國內通脹的壓力將會大幅度減輕。

  2010年以來全球通脹抬頭,可能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最主要的原因,是2010年以來各國經濟穩步復蘇,儘管增長步履依然十分遲緩而不穩定,但毫無疑問,經濟衰退最糟糕的階段已經過去。

  2008年以來,各國全面實施赤字政策抗擊經濟衰退,到2010年發達國家公共債務佔GDP之比已經平均達到100%。與此同時,世界主要央行都實施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尤其是2010年聯儲推出第二階段量化寬鬆的政策,儘管數量不大,卻顯著推高了全球的通脹預期。

  美國巨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和公共債務負擔,令市場形成了美元必將走向衰落的看法。許多投資者認為,美國要擺脫當前的債務困境,惟有高通脹和大貶值一條路可走。

  美元對歐元的匯率從2010年5月底的1.23貶值到目前的2011年5月初的1.49。這個因素與經濟復蘇一起直接推動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同期WTI原油價格從每桶80美元提高到超過110美元。

  不過,在過去幾個月甚至幾週內,上述因素已經發生了逆轉。美國的經濟增長相對比較強勁,但經濟復蘇依然面對很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房地産市場與就業市場仍然比較疲軟。歐洲債務風險持續演進,儘管一季度GDP增長2.7%,接下來幾個季度的平均增長率可能只有1%左右,而日本經濟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

  貨幣政策的態勢也已經完全改變。由於通脹壓力上升,歐洲央行已經開始上調利率。預計美聯儲也可能從今年下半年開始逐步退出寬鬆的貨幣政策,明年上半年則有可能第一次上調政策利率。其他如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央行,則從去年開始已經一直在緊縮貨幣政策。

  綜合這些因素,今年美元的匯率可能會大致保持穩定甚至略有升值。經濟疲軟和美元穩定,已經導致WTI原油價格從每桶超過110美元下跌到100美元以下。

  經濟政策緊縮須避免超調、防範“硬著陸”

  今年年初以來,由於通脹壓力持續高漲,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經經歷了非常頻繁的調整。儘管目前看來貨幣政策環境仍然相對寬鬆,尤其是實際存款利率依然處在負2%的水平,因此可能需要進一步緊縮。

  但同樣值得重視的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企業銀行貸款環境已經明顯收緊,一些重要經濟指標比如工業生産增長率已經回落,出口和國內訂單明顯下行。因此,經濟政策需要考慮防範超調的風險。

  在這次全球危機期間,中國經濟領先反彈,帶動了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復蘇,尤其是對於大宗商品市場迅速上揚,中國的經濟刺激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短短幾個季度以後,國際市場開始出現中國經濟可能發生“硬著陸”的預言。當時的基本理由是中國以財政和貸款措施強力支持經濟增長,導致了一些經濟泡沫的風險。國際投資者尤其擔心中國房地産市場供過於求。

  部分投資者在2010年的這個預言,實在言過其實。儘管中國經濟中確實形成了過度投資問題,但即使經濟與市場發生回調,也不至於出現崩潰。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居民、企業、銀行和政府的資産負債表相當健康。居民消費貸款的餘額佔到銀行總貸款餘額的20%左右,低於年GDP的30%,還不到居民一年的總收入。比當年日本、香港和美國資産市場崩潰前的情形好許多。

  2010年,銀行不良貸款的平均比例下降到2.4%,主要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均超過10%,而且流動性非常充裕,目前法定存款保證金比例已經高達21%。過去幾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積累了不少風險,但政府總體財政狀況還非常健康,公共債務加上所有的或有債務大概佔GDP的50%多一點,這個數字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100%的水平。也就是説,即使未來壞賬有所增加,地方財政出現一些風險,短期內還不至於發生金融、財政危機。

  不過,今年以來對經濟下滑的擔憂更多地轉向超調的風險。如果緊縮措施持續下去。不排除今年下半年增長減速將超過我們目前的預期。

  問題在於中國的緊縮政策缺乏預見性,去年通脹壓力穩步上升,政府基本沒有採取什麼宏觀手段,今年CPI一超過5%,當局就有點手忙腳亂。如果一直緊縮到CPI回落到3%左右,實際經濟可能冷卻過度。

  呼喚貨幣政策決策的專業化、獨立性

  2008年上半年,我們曾經歷過類似的情形,當時美國次債危機已經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放慢,但我們仍然沉醉於國內緊縮政策,結果下半年經濟增長迅速放慢。

  目前,全球政策開始緊縮和經濟增速放慢,將從兩個渠道對中國的通脹局面發生影響,一是國際經濟需求放慢,二是大宗商品價格疲軟。

  國內的通脹風險依然存在,包括工資上漲沒有減速,流動性依然比較充裕,負利率的現象也還沒有改變,尤其是前段時期政府行政干預企業定價,也有可能導致未來新的通脹壓力。

  過去六個月緊縮政策的效應,正在逐步釋放出來,未來還會繼續發揮作用,但增長減速的風險已經放大。

  權衡這兩個風險的相對變化,我們的經濟政策應該密切關注宏觀經濟走勢,動態決策,特別需要觀測超調的風險。貨幣政策也許應該進一步緊縮,包括進一步加息,縮小負利率區間。但貨幣政策調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未來通脹真的開始回落,也有利於負利率的消除。

  這一輪宏觀經濟波動,再次把央行貨幣政策決策的機制問題提了出來。過去我們多次呼籲增強央行的獨立性,其主要目的並非擴大央行官員的權力,而是因為貨幣政策決策本身是一門比較專門的技術,需要獨立性和專業性,與我們多數官員已經習慣的行政決策存在很大差異。

  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一樣,貨幣政策要追求一系列政策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但是,相比較而言,最重要的應該是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貨幣政策決策不獨立,就有可能追求其他政策目標而有損價格水平的穩定。比如去年下半年,政府沒有採取更堅定的貨幣緊縮政策,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全球經濟二次探底影響國內GDP增長。

  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相對比較特殊,理解這一點需要一定的專門知識。去年緊縮不足,而今年可能緊縮過度,都與中國官員對貨幣政策作用機制的理解有關。貨幣政策要有預見性,其效果往往也相對滯後。其分析和決策,更適合交給相對獨立的央行裏的一群專業人士。過去幾十年間,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央行都紛紛增強了獨立性,其實是專業邏輯使然。

  在中國,過去這個問題不突出,因為畢竟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政策工具最終全都控制在一個機構的手裏,協調起來反而比較容易;貨幣政策力度不夠,其他工具隨時都可能動用,效果反而比較好。

  但是,現在情況開始變化,經濟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幅提高,非國有部門比重明顯增加,即使國有企業也在向市場化邁進。最近的經濟實踐表明,現有體制已經成為貨幣政策決策質量和成效的制約因素。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財新《新世紀》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