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緊縮過度面臨變奏

　　中國經濟目前確實面臨通脹的風險，但不能為了遏制通脹全面收緊資金，資金收緊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小企業，而這些企業解決了中國大部分的就業問題

　　央行過度的貨幣緊縮政策對實體經濟造成的下行風險，已經遠遠大於目前通脹水平上漲的風險，中國經濟滯脹的風險正在加大

　　“去年我們3億元的額度兩個月就貸光了，但到現在仍有很多企業仍然在找我們貸款。”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溫州市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的總經理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儘管當地國有銀行給中小企業放貸的利率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了70%，仍有大批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通過找關係獲得貸款。

　　“央行過度的貨幣緊縮政策對實體經濟造成的下行風險，已經遠遠大於目前通脹水平上漲的風險，中國經濟滯脹的風險正在加大。”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袁鋼明亦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事實上，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成功與否現在全繫於房價。

　　變奏有必要

　　跡象：中小企或再臨“倒閉潮”

　　在袁鋼明看來，中國經濟出現的下滑風險必須被調控部門充分認識到，實際上，通脹的風險已經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危險，政策制定者現在可以採取一種“且戰且退”的策略調整仍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他説：“未來央行需要權衡的：是讓失業人群吃不了飯呢，還是讓更多能吃飯的人承受高價吃飯？”

　　上述溫州小額貸款公司總經理對記者表示，現在中小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之難“難於上青天”。“有些商業銀行已經將利率按照基準利率上浮了70%，但仍然有很多公司央求銀行放貸，而我們算是和銀行關係比較好才以上浮30%的利率拿到貸款。”

　　長期關注中小企業發展的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周德文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目前的中小企業面臨著和2007年同樣的困境，現在溫州的中小企業正在四處尋找資金，如果上半年貨幣緊縮的政策不能調整，下半年蘇浙一帶的中小企業可能會出現“倒閉潮”。

　　“中國經濟目前確實面臨通脹的風險，但不能為了遏制通脹全面收緊資金，資金收緊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小企業，而這些企業解決了中國大部分的就業問題。”周德文批評道，中國政府出臺的政策嚴重缺乏“針對性”。

　　據周德文反映，從今年年初開始他就大聲疾呼要政策制定者多多關注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已經有包括全國工商聯、中國銀監會在內的調查團奔赴溫州調查，目前相關部門已經將調查情況提交至國務院。

　　或許是相關調查機構反映的情況已經獲得政策制定者的認可，種種跡象表明央行的緊縮政策可能正在“鬆綁”。5月23日，三年期央票被傳意外“夭折”。此外，24日我國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全線上漲，市場資金吃緊。業內人士分析指出，上述“意外”可能預示著央行緊縮政策正在變奏。

　　變奏有困難

　　關鍵：中國經濟或陷入“滯脹”

　　5月匯豐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覽值為51.1，較4月下降0.7個百分點，創10個月以來新低。匯豐中國PMI作為最早發佈的領先指標，預計5月相關經濟數據可能繼續下行。

　　“我們並不是説中國的經濟將失控，但決策者們對政策杠桿的使用可能有些嚴厲。”法興銀行中國經濟師姚偉表示，儘管對中國經濟下行風險的憂慮比比皆是，但中國經濟增長軌跡將趨於平和的結論仍符合我們當前的預測。

　　但同時面對通脹高企和經濟下滑，監管者必須作出選擇，而這個選擇可能是異常艱難和痛苦的。

　　商務部昨天發佈了5月11日-20日中國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數據顯示，豬肉和葉類蔬菜價格出現較大幅度的上漲，大白菜、油菜和生菜分別上漲23%、19.8%和16.7%。

　　有人擔心，這是不是預示著剛剛減弱的通脹壓力又“捲土重來”？如果通脹繼續，而中國的經濟又出現下滑，中國經濟可能會掉入經濟學家普遍擔心的“滯脹”。

　　“其實現在央行完全可以犧牲通脹來著力保持經濟增長。”袁鋼明分析指出，目前蔬菜價格上漲其實是前兩個月的恢復性上漲，而原材料價格其實還沒有完全傳導到生活日用品當中，目前控通脹最亟需考慮的因素就是房地産價格。

　　在袁鋼明看來，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種種問題都能和房地産挂上鉤。“食品行業的炒作之風來源於房地産；服務業價格上漲過高緣于房租太貴；蔬菜價格上漲也是由於地價被過度抬高造成的。”

　　“從最近出臺的一系列房地産政策效果來看，房地産價格似乎並沒有出現大幅下降的跡象。”袁鋼明表示，業界期待的房産稅至今仍沒有徵收，他個人懷疑監管部門打壓房價的決心。

　　“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且戰且退’或有針對性地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解決其融資難問題。單一的緊縮政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緊縮了某些行業，而真正需要打壓的房地産行業可能游離于政策之外。”袁鋼明説。

　　延伸閱讀

　　金融管制抵消宏調效力

　　中國人民銀行從2010年10月份起9次上調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從16.5%提高至21%。準備金率目前創歷史最高水平。

　　野村證券最新發佈的研究報告指出，雖然央行此舉為了積極沖銷外匯干預，但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抑制了銀行部門自由運作的仲介職能，即造成了所謂的金融抑制。

　　野村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蘇博文指出，中國金融管制正在産生負面影響，包括降低貨幣政策的效力，為解決這個問題，野村預計，今年存款準備金率還將有3次上調（每次50基點），同時還有2次加息（各25個基點）的可能。

　　“日益壯大的非正式金融部門，反過來加大了資本錯配的風險。”蘇博文説，為了避免經濟增長遭遇重挫，中國改革貨幣政策框架的任務越來越緊迫。而最根本的問題是三元悖論：在控制匯率、開放資本賬戶和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任何一個國家在同一時間只能選擇其中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