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瓊：收費去向是路橋費問題的關鍵

　　近一段時間，網絡和各大媒體都在高度關注路橋費問題。陜西丹鳳縣被曝在60公里國道設3個收費站，其中一個收費站45人的編制卻有80多人在編。網絡上貼出了“路橋費排行榜”，浙江台州椒江大橋、河南鄭州黃河公路大橋、濟南黃河大橋等躋身“排行榜”前列。而早前的新聞，還有廣州花都公路收費站收費期限長達50年，遠超國家最長30年的規定，已經收費10億元大部分資金去向不明，當地政府部門一直對資金去向諱莫如深，避而不談。

　　如果細分一下，高價路橋費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路橋費該不該收的問題，二是路橋費高不高的問題，三是收了錢幹了什麼的問題。

　　出於實際花銷和切身觀感，多如牛毛的收費站，對遠遠超出承受能力的收費標準和期限，常常成為社會憤怒的直接對象，而在我看來，最後一個問題則更大、更嚴重一些。

　　如果收費的去向成謎，首先意味著所有收費站的設立，收費標準的制定的合理性都應該質疑。對於路橋要收取通行費用，通常的説法是，公路收費有歷史原因，“貸款修路，收費還貸”是建設資金不足之下的必然選擇。也就是説公路收費不可避免，只有合理與否的問題。但如果收取的費用，交錢的人不知道錢花到了哪，誰花了這筆錢，那收費的前提條件也就不復存在，無論收多收少，期限長短，都是不合理收費。

　　路橋費的去向成謎，也表明鉅額收費基本處於無監管的狀態。公路收費是出於實現公共利益的需要，就必須確保其使用的公共性。僅就廣州的一個花都收費公路站，收費了18年，收取的費用超過10億元，大部分資金去向是一團迷霧，卻掩蓋不住一個清晰的事實，那就是收取的鉅額資金多年來游離于真正的監管之外，所謂的監管程序和制度都成了擺設。浙江台州椒江大橋收費已近10年，公開表明是為了“建二橋”，資金的使用無比隨意，怎麼用，用在哪，用了多少，多年來無人過問，也沒有人追究，也從來都不在公眾的視線之內，這樣的機制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延續得這樣牢固？這樣的問題沒有回答，路橋費問題就不是一個撤銷幾個收費站，少收幾個過路費的問題，而是路橋費收費體制整體上能不能有基本的規範，獲得社會基本信任的問題。

　　如果收取的費用去向不明，還意味著無人擔責，難以追責，社會降低路橋費的強烈呼籲可能懸置。花錢的主體不明確，説到底就是責任主體不明確。收費亂象，媒體曝光過很多，我們幾乎看不到擔責者，很多時候問題指向當地政府，但我們幾乎沒有看到哪一個“當地政府”為此擔責，只要避而不談，耍一耍太極，問題再嚴重就只有不了了之。路橋費沒有確實的責任主體，亂收費就會肆無忌憚，社會的呼籲也會無人受理，哪怕社會的反感和憤怒再嚴重，收費亂象多麼清晰明確，都很可能會陷入無人理會，無人行動的境地。

　　收費去向不明，不僅僅是一筆錢用到了哪不清楚，實際上顯示出的是整個路橋收費制度和體系處於一個混亂和無約束狀態。如果路橋費整體上都不在公共視線之下，鉅額收費成謎就絕非花都一地的獨有現象。公路收費使用必須公開和透明，必須有所追問，而且必須一追到底，不合理的路橋費問題才有扭轉和改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