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蘭花”盛開

　　和靜鈞

　　5月14日，李光耀偕同吳作棟，雙雙宣佈從內閣退休，為他倆量身定做的“資政”內閣職務也將進入歷史。他們的退出，被指為與前不久舉行的“分水嶺”式的選舉結果有關。在5月7日的選舉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延續上兩屆選舉的走勢，其得票率從上屆近乎67%，跌到60%。要不是得益於英式小選區單人單票簡單多數制，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恐怕失去的不是6張議席，而是所有87張議席中的40%票數。

　　“新加坡國父”的引退，議會力量格局的重組，選民支持率的變動，這一切表明新加坡模式是活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有彈性的，而不是僵硬的。而在以前，外界依託于政治強人李光耀的光環，把新加坡模式要麼歸結于威權主義、亞洲式父愛主義為中心的民主、儒教文化下的精英主義，要麼就歸結于重刑主義的法治 “訓政”模式。5月8日到5月14日的變化恰恰説明，以議會民主制為基礎併為這制度服務的選舉制，使這個國家免於偏執地固守于某一未經先驗的模式。

　　從歷史上看，人民行動黨確定“一黨獨大”地位始於新加坡獲得自治邦地位及之後獨立建國之時。獲得絕對議會多數議席的人民行動黨，有充分條件高效率地在議會中不受阻礙地制定法律和推行政策，推動了新加坡從“世界最黑暗的小港口”快速改造為城市花園國家。新加坡推行精英治國戰略，李光耀一直倡導制定這樣的政策，能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來管理二流和三流人才而不是相反。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光靠政治口號很難吸引住最好的人才，新加坡從2007年起很快轉入高薪制，李顯龍也因此成為全球薪酬最高的國家領導人。但高薪又使受益人處於道德風險中，人們對久居高層的官員有著快速更替的渴望，以儘量在獲得高薪好處上達到一種社會公平，而不是讓李氏父子成為長期的既得利益者，高薪反而阻礙了精英施政。新加坡當前的困境表明，精英主義存在局限性，社會應及早為平庸者也能安全執政做好制度和心理準備，尤其是網絡越來越扮演溝通交流重要角色之時。

　　新加坡這次選舉，以馬格裏布和中東的風潮為背景，反對黨們之所以希望循序漸進地“蘭花進化”，就在於新加坡之前所建立的制度中所包含的革命因素的“徹底性”，這為社會快速達成共識奠定基礎，而李吳倆人能及時辨別風向，知進退，保證國家不會因個人因素而陷入動亂。

　　新加坡建立了獨立的反腐敗機構，有獨立司法體系，有活躍的立法機構，這些特質均非 “東方係”而是“西方係”。社會總是能找到糾紛解決之途徑，不會令他們陷入絕望。從抗壓性上看，新加坡的模式不是“穩定但脆弱”的模式，而是 “穩定而有效”的模式。儘管如此，新加坡也在面臨變革的壓力，如不利於反對黨成長的選舉制度，會成為今後爭議的最大熱點。

　　李光耀時代所建立的工業開發區、公共正房政策、公積金制度、教育改革等，已經反復證明是新加坡成為亞洲第二富、全球自由經濟度最高、政治廉潔率世界排名前四的重要原因。然而，過去的三屆選舉中，越來越多的選民轉身支持反對派，他們認同經濟好處，但更認同政治自由的價值，李光耀建立的威權體制，“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已經引起了選民的反感。在他們那一代建立的功勳不足以吸引新一代人時，代際政治的存在，要求老一代以引退來滿足年輕領導層上升的需求。

　　對新加坡選民來説，不論是本黨內還是非本黨，領導層交替後，舊領導依然在新領導層發揮作用，已經被視為一種戀棧和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