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中國經濟危機論缺乏真實依據

　　■ 胡宇

　　近期，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出現大幅波動，西方經濟學家們將其解讀為中國經濟加速下滑導致大宗商品需求大幅萎縮，從而導致價格大幅下跌。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上遊原材料産品需求下降，中國經濟可能已出現大的問題。

　　用傳統的供求理論來解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或許存在中國剛性需求下降的原因。如果商品價格早已偏離剛性供求的軌道，走上資金驅動的博弈遊戲，又怎麼能夠用正常的供求關係來衡量呢？

　　從大宗商品細分來看，如果是由於中國需求因素導致國際銅價大幅下跌，這種推論本身或許沒有直接的邏輯錯誤。但是，如果將金價和白銀的大幅下跌也歸根為中國需求萎縮的影響，這恐怕就有失偏頗。

　　各種研究表明，2011年全球需求不足，以支撐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漲。本輪大宗商品的暴跌，反映了在所謂貨幣貶值概念下，國際市場資金從大宗商品市場的退出。大宗商品的繁榮和毀滅更多的是資金博弈的結果，大宗商品價格早已脫離了商品因素，反映的是類金融商品的投機屬性。

　　那麼，大宗商品的暴跌，是否影射出中國經濟恰如某些西方經濟學家所言會出現大危機呢？我看未必。

　　首先，中國是資源依賴型經濟體，對外資源依賴度非常高。隨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中國輸入型通脹壓力逐漸加大。當前大宗商品的回落，有利於中國外生性通脹壓力的減少，也緩解了中國製造型企業的成本上升壓力。若通脹壓力能夠實質性緩解，則貨幣政策的緊縮力度將大大降低。

　　其次，就近半年的貨幣緊縮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而言，其短期效果是明顯的。儘管近期消費增速、工業增加值下降，均帶來了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但通脹形勢的緩解也是顯而易見的。大宗商品的暴跌，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中國近期治理通脹的政策效果；同時，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中國人口紅利消退的擔憂，以及對中國樓市的撲朔迷離，都表達了積極意見。我們認為，這種對中國經濟現狀存在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但過分放大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負面因素，則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主觀臆斷。

　　顯然，當前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是在去過剩産能過程中的主動調控，這與美國次貸危機當年被動式接受去杠桿化不同，把握經濟調控的主動權是具有前瞻性和未雨綢繆的戰略性舉措，這與美國依靠市場被動去調節經濟並不一樣。西方經濟學家如果總是習慣用歷史的邏輯來對待未來的發展問題，那麼，這些經濟學理論的前提假設就需要推動重來。換一句話説，如果否認中美兩國經濟體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本質區別，則可能錯判當前中國發展的方向和路徑。

　　長遠來看，中國過去靠投資和外需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仍有可能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維持下去。只要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沒有結束，只要中西部地區仍需要投資拉動，只要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優勢仍然存在，只要歐美經濟能夠持續復蘇，那麼，中國經濟增速就難以大幅回落，中國經濟亦不可能出現硬著陸。

　　不可否認，發展中的中國一直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些都是在發展中解決的問題。過分強調某一方面缺陷對中國發展的負面影響，都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西方經濟學家要避免單純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要學會從未來發展中看問題，並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我們堅定的相信，用西方經濟學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就未必能夠找出中國經濟成長三十年的主要邏輯。

　　當然，經濟學家們針對銀行業資産質量的擔憂，是有助於中國加強金融風險治理的，目前中國的金融監管部門正在開展的有關地方平臺貸款清理、貸款新規實施、房地産信託業務監管等工作就是應對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戰略舉措。隨著該項工作的逐步開展，我們預計，中國金融系統性風險爆發的可能性正在大幅下降，未來五年中國重蹈美國次貸危機的可能性等於零。

　　進一步而言，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目標應該定位在生産力的變革上，繼續改革制約經濟發展的生産方式和生産要素定價機制，進一步提升全要素生産率貢獻，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作者為華林證券研究中心副主任)